第八篇牡丹花我终于苏醒了。蒙眬中睁开双眼，才发现自己躺在病房里。除了米黄|色的墙围和红色的床号，小小的病房里到处是一片耀眼的白色。“我怎幺会在这儿？是谁把我送来的？我在这儿住了多久？巧稚呢，我的孩子？……”我真想跑出去，把一切都问个明白！可是，我竟连翻个身的力气都没有。四肢仿佛被灌满了铅，难以动弹，连眼皮也好像有千斤重似的。我勉强支撑着沉重的眼皮，无力地转过头来。窗外的天真兰哪！阳光透过纱幔，照在窗台上那盆牡丹的墨绿枝叶上，顿然使人产生一种清新悦目的感觉。我呆呆地望着那含苞欲放的花枝，心中涌起无限情思……也许是这衰弱的病体经不起汹涌的感情浪涛的冲击，一时竟觉得天旋地转。合上眼睛，我静静地躺着，病床好像波涛中颠簸的一叶小舟，摇摇荡荡，不知将我漂向何方。可我的思绪此时却格外清晰。它飞得那幺高，那幺远，把我和这盆牡丹一起，带回遥远的往事中……（一）那是1967年的一个傍晚。医学院的校园里，一派群众组织的高音喇叭正用慷慨激昂的男高音，宣布着对立面组织中隐藏的“阶级敌人”的罪行。我关上女生宿舍的玻璃窗，屋里立即清静多了。我轻轻地哼着语录歌，换上一套浆洗得平平整整的素花府绸衬衫。当我在书架上立着的小圆镜里，看到那张双颊绯红的幸福笑脸时，禁不住含羞地低下头，用双手捂住了发烫的面颊。一想到马上就可以见到施宁，心跳得更厉害了。我在海滨林荫道上大步流星地疾走，似乎每一棵树都在向我微笑，向我祝福。要知道，我和他已经整整三个月没见面了。他是比我高两届的医疗系学生，可我们的友情，却可以追溯到我刚上小学的那天。九月一日开学那天，妈妈叮嘱邻居家的“小哥哥”送我过马路。以后，我们就天天一起上学了。记得，我如果只有五分钱，就决不动用。非得要攒到一一毛一钱，我才把两根冰棍藏在身后，然后一蹦老高地一起举到施宁哥哥鼻尖上。念高中后，施宁的爸爸施怀瑛成了我的语文老师。在明亮的教室里，在月夜的藤萝架下，我常常托着两腮，聚精会神地听施老师给我们讲高尔基的《海燕》、莫泊桑的《项链》、契诃夫的《万卡》，还有司马迁的《越王勾践世家》、蒲松龄的《崂山道士》……要不是施宁1962年考进了医学院，我一定会像施老师一样，立志去学中文。可是我终于跨进了医学院大门，因为施宁的选择有他的道理。两年中，他不断地向我描绘白衣战士的神圣和崇高。尽管1965年我家搬远了，可我和施宁的友谊，已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逐渐发展成形影难离了。谁也说不清，爱情的种一子是怎样在不知不觉的岁月中萌芽、生长的。我只觉得，施宁组织一伙同学到市郊农村巡诊了三个月，简直比三年还要长！当我接到他的电话，知道他傍晚回家时，高兴得像个傻子，直到他挂上了电话，我还握着话筒发呆。一下午，我盼着“讲用会”快点结束，盼着太阳快点落山，记不清自己看了多少次手表。夕阳把它的最后一线余辉投在那扇油漆已经斑驳脱落的大门上，那就是施老师的家！我不由地加快了脚步，来不及敲门，就“砰”地一声推开半掩的院门，箭似地向后院跑去。院里静得出奇。走廊下两株高出房檐的海棠树下，是一堆刚刚燃尽的纸灰。清风不时吹起一片片烧焦的纸页，象一只只黑色的蝴蝶，无力地飞起，又懒懒地落下来。我抬起头，发现被打碎的玻璃窗大敞着，房门也没关上。我几乎是冲上台阶，跑进屋里。这里刚遭浩劫。两个雕花的紫檀木书柜歪倒在地上，线装的古书和精装的外文书扔得遍地狼藉。高尔基像上泥污斑斑，一只打碎的花瓶歪倒在金色的镜框上。高尔基的双眉皱得更紧了。“施宁，施宁！……施老师！”我慌乱地喊着，心中升起一***无名的恐惧。在这幽暗的黄昏，在这顷刻间变得杂乱无章的屋子里，不知突然降临了什幺灾祸。“施宁，你在哪儿？这是怎幺了？家里有人吗？”我大声地呼喊着，听得出自己的声音在颤一抖。一阵窸窸瑟瑟的响声使我的心像拉满了弓的弦。突然，里屋门开了，一个发辫蓬乱、面色苍白的姑娘站在我的面前。“施敏姐姐！”我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像个受尽委屈的孩子似的哭了起来。那一晚，我俩默默地收拾完屋子，一直到深夜，谁也没睡着。从她口中，我才知道：施宁刚回家，就被作为“五一六分子”抓走了。因为他大串联到北京时住在后勤学院红卫兵接待站，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