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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诗社和风化文学社还经常联合举办演讲会。那时的演讲都是在会前写好演讲稿背下来，然后到会上再加上表情和动作，实质上是一种背诵会，或者干脆就是朗诵会，因为有的人还带着稿子上台。在一次演讲会上，当时还是大一新生的潘印惠（储运89级）怕背不下来，就将稿子带到了台上，但又不好意思明面看，于是拿在手里，放在讲台下面偷偷地看。讲着讲着，一不小心，失手把演讲稿掉在了地上，这位来自四川的小姑娘很有胆量，她大大方方地将稿子捡起来说：“大家看到我紧张了吧？把稿子都掉在地上了，那好，下面我不用稿子讲了”。那天她后来脱稿讲，发挥得很好，博得了大家阵阵掌声。也就是在那次演讲会上，我们开始提倡无稿演讲，开创了校园演讲的新风。
诗歌创作研讨会或者座谈会是经常举办的，有时范围大一点就张贴海报告知时间地点，感兴趣的同学都可以参加，有时范围小一点就通知部分诗歌骨干参加。在第14期《海燕诗刊》发行式上，我做了题为《驾驭诗之犁》的发言，讲了“研究”对于诗歌创作的意义：“‘研究’是带有学术性的字眼，我提倡在诗歌活动中增加一点学术气氛……在这期《海燕》的作者群中，据我所知，高柳、钟小坡、墨友、潘印惠、也野和亦凡等人的学术气氛就很浓厚。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关于诗歌的问题，有时候带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各自分头去探求答案，然后再聚到一起交流探讨。正是这样，所以他们才在诗歌的田地里取得了很快的进展”。
在大三、大四的时候，我们几位热爱诗歌的人形成了一种自觉不自觉的习惯，会经常提前下晚自习或者在学习轻松的时候干脆不去上晚自习，我们或聚在学二楼东侧的两间办公室，或坐在晚风中的操场上，或漫步在荟萃湖畔，我们或谈诗，或交流哲学，或聊人生，或话友情……几个人虽说是校园诗坛主力，但我们却经常聚在风华文学社的办公室，因为当时陈璞（采油88级）是风华文学社的社长，我也在风华文学社任了一个副社长。我还为《风华文集》做了三期的美编，设计了三期的封面和插图，好象是第十五期、十六期和第十七期吧。当时设计的封面是一个系列，两个是横版的，两个是竖版的，遗憾的是在校时只用上了三个，最后一个竖版的，参加工作以后用在了我的自印诗论集《鹅卵石》上。
对于读书或者对现代西方哲学思想的学习，我便是在这种聚会中取了一个捷径。我当时由于已经开始学习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对于这些毕业后会很有用处（因为我毕业后必定是要回大庆油田的，必定要从事我学习的专业）的课程，我是丝毫不敢怠慢的，因此读的课外书相对少了些。便是在这种聚会中，在与他们的交流和研讨中，将他们读书的精华与感受尽皆吸收过来，据为己有了。于是，尼采、萨特、叔本华、弗洛伊德、艾略特等等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文学家的思想、理论、学说、作品等，全都成为我思想和知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以后我公布这件事情，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会向我收取解读费之类的。
（二）那本叫作海燕的诗刊
在我任副主编时，《海燕诗刊》的主编是邵伟，钻井87级的，个子不高，头发很倔强，人很厚道，性格温和，诗歌功底深厚，编诗很敬业。他最擅长写乡土诗，在诗歌中他以极强的自然观念在小村的田头探研着新乡情主义哲学，通过现代的审美观念和表现手法来表达自己对乡土的哲学认识——人类对土地的图腾般的依恋。他当时很有成就的诗作有《垄上行》、《麦收季节》、《暮归》、《稻草人》、《冬天的故事》和《对红薯的遥远记忆》等。遗憾的是参加工作以后，由于工作的繁忙，这位诗歌功底深厚的诗人却不再染指诗歌，而我这位诗歌功夫欠缺的人，却在业余的时间里对于诗歌一直不肯罢休。我们在一起编了两期《海燕诗刊》，第12期以他为主，第13期以我为主，我还参与编了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