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过程叫“拌醋”，拌醋的讲究是颇多的，要择日子，带三、六、九的吉日。请来帮忙的办醋场合不敢大声说笑，怕“惊”了醋，更不能说不吉利的话，会“冲”了醋。小孩子的手是万万摸不得醋瓮的。所以来帮忙的人都是母亲提前挑拣着悄悄约好的,人陆续到齐了就赶紧插了街门，怕冒失鬼撞进来冲了醋，这样悄没声的气氛有点肃穆同时也诡秘难言，多少带点宗教的意味。
孩子们是不大理会这些的，我们关心的是那黄澄澄稠津津而清香四溢的米粥，它和我们平时喝的稀薄的米汤是多么的不同，那是母亲一年当中对小米的唯一的一次慷慨，在那个早晨，我们兄妹几个过足了粥瘾。
只消四、五天的功夫，谷糠、高粱酵儿的混合物就慢慢发起热来。这是醋发酵的关键时刻，醋品的好坏，往往取决于这个环节。正是锄苗季节，地里的营生撵得紧，母亲前后晌在生产队地里埋头锄高粱、玉茭，中午回家做罢饭，就一头扎进厢房里搅醋。整整两大瓮醋料要上上下下翻个遍，一天也不敢怠慢，实在是个累人的活。母亲脖子上搭块毛巾，汗水淋淋，腰深深地弯下去，上半个身子探进又深又阔的黑大瓮里，粗壮结实的胳膊被醋汁蚀得通红。
拌醋，不但凭着辛苦，更讲究“手迹”、“手气”，而这是叫人琢磨不透的东西。常常是一些拙妇，能拌出紫黑油亮、味道醇厚的好醋，而那些精明能干的女人，却不一定能拌出好醋来。男人们刻薄女人，或者女人之间互相揶揄取笑，总爱拿醋作由头：看谁谁家醋壶里那股醋，清寡无味，像泡马尿。生人之间打交道，也经常用醋品来揣摸主家的人性，我的堂嫂就是在相亲宴上凭着伯母醋壶里油黑绵厚的醋，而认准婆家人品的。我们小时候常被母亲告诫，女孩子千万玩不得麻雀，否则坏了手气长大腌不好咸菜，拌不出好醋。本家玉成嫂子是个泼辣能干的女人，只是在做醋上手迹不行，醋料到了该发热的时候楞是热不了，常在大中午苦丧着脸来请母亲去诊治。母亲就会用一只黑色的盔子盛了自家的醋料，去玉成嫂子家“救醋”。回来的时候，盔子里会有一把干黄豆，母亲把它拌在醋料里，说是“还肥头”。
到了二十多天头上，香喷喷的醋味就慢慢飘散出来了，全然不似先前的酸馊味。这时，吃醋料就成了我们的一件乐事，围到瓮沿边，母亲用手撮一点挨个喂到我们嘴里，一个个就被那股浓烈的醋味，酸得挤眉弄眼，直打喷嚏。连着搅了一个月之后，醋基本成熟，母亲把小坛里的土盐拿出来，一把盐，一盆醋料搅拌混和均匀，结结实实摁在两只黑大瓮里，这叫“腌醋”。
醋腌上了，地里的高粱、玉茭也锄罢二遍，村妇们会稍微获得一点清闲，饭菜上就能讲究一些。中午，除了手搓高粱面鱼鱼外，母亲常和邻家婶子们合锅出糜谷凉粉（绿豆、糜子、高粱、玉米磨成杂合面做的凉粉），用胡麻油、红辣椒炝出喷鼻香的盐醋酸辣汤，拌上新长出的香椿芽，那香味能窜遍半条巷子。
日子已近五月，邻家的桑葚果开始泛红，俊朗的黄呱老(学名叫黄鹂鸟)）这时候频频光临村庄，它招摇地站在树梢上，“谷儿呱、谷儿呱”，拣最软最甜的吃，而我们这些孩子们是飞不上树梢的，只能蹲在墙根下的树荫里巴望有风拂过，落下几只来，捡了吃。天已经很热了，母亲在放醋瓮的厢房一角搭个铺板，供我们歇晌。她把我们从墙根一个一个拎回来，安顿在铺板上，不让我们吵醒正房里歇晌的祖父和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