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德斯坦等人的风光，到底离不开制度的保护。他曾夸赞法国记者：“将政治家的私生活保持在公众视野之外，这是法国媒体的光荣。”一般都认为，法媒对待政治人物比对待公众更具“善意”。受阻于这种不透明，法国人很晚才知道德斯坦一直是中非枭雄博卡萨将军的座上宾，直到1981年，流放中的博卡萨出版回忆录，说起他是怎么用本国女子招待法国总统的，人们才晓得，德斯坦对黑女人都有着非同一般的嗜好。
一种习惯得有制度撑腰，才能长久保全并光大。法国的保护隐私和反诽谤立法特别严厉，以至于奥朗德可以放心地经营自己的私生活，即使被曝光了也理直气壮。相对的一方，即法媒，则养成了对公众人物的私生活保持尊重、减少触探的习惯。1994年，这种相当严实的传统初见裂痕，巴黎《竞赛画报》在密特朗离任前不久爆料说，总统有个私生女。两年后密特朗逝世，这个女儿马扎琳，及她的母亲安妮·皮尼奥特都皂衣黑帽参加了葬礼，凡有见者，都确信这个女子非密特朗的骨血不可，吉斯卡尔·德斯坦或希拉克都生不出那种模样的人。即使如此，《竞赛画报》之类大报仍需要非常小心。
自1972年之后，法国就拥有了全欧乃至全世界最严厉的隐私保护法，它的由来则更加深久。我们知道，法国社会自大革命以来就深为不受控制的言辞所苦，大斗大伐大动荡，在“自由”这一伟大的口号之下，公众心理积累的憎恨能量左右驰突，对社会构成一种相当凶险的威胁。1881年，普法战争后建立的第三共和正在缓和与复苏阶段，而国内民族多元的程度在加深，社会稳定突出为一个大问题，于是，国会颁布了言论自由修正案，禁绝种族仇恨、歧视、暴力，当时，一些社会团体甚至成功推动了对公共讨论与辨争的立法限制，理由是一有口舌之战，便会有诽谤中伤和种族主义言论。
与藐视名人隐私的美国相反，法国站在另一个极端。这条法案的价值内涵，后来演化为了“不受批评的权利”，百年间的摧折变迁，都未能削弱它所表露的倾向。自由不仅授予人以表达的权利，更授予人以反对不当的、有敌意的表达的权利，在发达国家，少有哪个调查黑幕的记者，会像在法国那样自己先受到调查，报道中的消息来源每每受到苛刻的追问。瑞典人斯蒂格·拉森的畅销书《龙文身的女孩》里那位颇具孤单英雄气概的金融记者，在法国很难生存。
不过，吉斯卡尔·德斯坦们享有过的特权，还是受到了克林顿“拉链门”事件的冲击。那时，一本法国杂志《玛丽安娜》似乎痛感一国与一国之差异，又不满法国人对克林顿的隔岸观火，捅破了40年来一系列性丑闻：希拉克找过一个意大利演员情妇;德斯坦的情妇里，有一位是经典艳情电影《埃曼努尔》的主角;与密特朗有染的女人更多，其中之一是歌星达里妲;只有蓬皮杜私德最好，除了生过一个私生子，其他方面无可挑剔。
菲利克斯·富热，1895—1899年间的法国总统，死在情妇的床上。半个世纪后，另一个富热，埃德加·富热洋洋自得地说，他做部长的时候，很多女人对他的勾搭不理不睬，“一旦当了总理，便没有一个女人拒绝我了。”权与色的勾肩搭背，自然无法否认，可是在法国，这种关系的腐败意义和丑闻色彩常常在第一时间就被冲淡。或许，只要每个男人都自认为是王力宏，看见雷政富这样人和事也就不会感到太感惊诧了。
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黑格尔这句名言被保守分子用于维护现状：现实存在的事情都是合理的嘛，没有理由去改变;而革命者也根据它来行事：不是说凡现实的都合理吗?那么不合理的事情就该逐出现实。法国人的信条“优秀的政治家爱人，也为人所爱”，也有同样的含糊之处，足可让从政者拈花惹草无所顾忌：爱我的人越多，越证明我是个好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