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子落泪的时候，不像普通西方女人那么做作。她的那对黑眼睛从双颊的表面向上升起，就像她的乳房从躯体表面向上升起一样。……她经常洗澡，洗澡时一定唱歌。她的眼睛向上瞧着，她的嘴唇很秀气，颤抖着。她唱的歌都很甜美、古怪，声音尖细，有时候还带有猫叫一样的声音。”
贝娄自己对东方女人的想象（我的推测），糅入了“淫者见淫”的笔法之中。《赫索格》对于美国社会伦理秩序隳败这一方面的态度，一直是从一个内观者的视角加以揶揄的，贝娄支起了一个唐璜的放大镜，透过它看，并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干净”的好人，就连上了年纪的女人，也多有一副“风骚了一辈子，现在力不从心了”的气象。美国这个社会，最了解性的抑制将打开一道通往极权主义的后门（想起了哈耶克那本至今大红大紫的书），所以，把普遍的、任意的淫行说成是“玩笑”，这种轻傲佻荡的话里也带着一种自嘲，并没打算掩盖内在的荒谬。
只有孩子是干净的。赫索格自己的滥情，和他妻子的出轨不无关系，他因而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不能与女儿相见。小说的高潮是一场喜剧：有一个夜晚，赫索格冲动地揣着从父亲旧宅里拿来的枪，摸到妻子和情人格斯贝奇的寓所，想要做些有男人气概的事，然而，当他看到女儿正在格斯贝奇的两手之间洗澡，便蹑手蹑脚地退了出来。回到车里，他在拍纸簿上写下了许多字：“……齐波拉姑妈告诉爸爸说，他永远不可能对任何人用枪，永远不能和卡车司机、屠夫小贩、拳击选手、流氓恶棍……并驾齐驱。他是个‘镀金的小绅士’。他能敲人脑袋？他能向人开枪？”
一起未遂的犯罪，倘若有个目击者以客观的笔法记录下来，一定会很滑稽。经过赫索格自己的反思和联想，这滑稽又翻了倍。晚年的贝娄在给菲利普·罗思的一封信里，说《赫索格》的喜剧形式，是他对自己所创造的小说人物的有意疏离。“我的叙事，就好像我就是《赫索格》故事里的一个人，在做同样的坏事（指疏离赫索格）一样。由此，我希望喜剧效果能保护我。”
看着自己的骨肉绕于继父母的膝下，也是世间的一大痛苦。在对亚当的感情上，贝娄绝对严肃，他绝不能容忍赫索格的命运落到自己身上；赫索格这个“可怜的人”，被他创造出来承担那份想象中的痛苦，同时也享受到了更多的唐璜的欢愉——两者都被荫庇于喜剧的外壳之下。1961—1962年，婚变前后的贝娄，幸有苏珊·格拉斯曼的慰藉：坐拥一个深爱自己的女人时，男人的腰杆才会硬起来，设法从离婚后的一团乱麻和对儿子的挂念中奋力走出。
然而，他同苏珊的关系，也只维持了三年多，1964年两人的关系破裂，之后的法律纠纷和争吵持续了十五年之久，在离婚法庭上，苏珊如狼似虎地索取利益，他向贝娄索要的律师费，一度都达到了十多万美元。贝娄虽然通世故，却不够聪明，他那份赫索格式的执拗的浪漫和孤注一掷的天真，是让他吃了大亏的。
他险些被人生的第三次婚变击垮。他和苏珊育有一子丹尼尔，但他对丹尼尔的感情，远远不如对亚当那么深厚。苏珊和她做大夫的父亲，后来被贝娄写入了《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就是那一对心如深海、欲从未婚夫婿身上榨取利益的父女——他要给自己的磨难作个交待。
“现在你的妻子有了个情人，你打算怎么做？”自问自答的赫索格，身上不见了任何风流，“把斯宾诺莎从书架上拿下来，查查他对通奸是怎么说的？他是怎么讲人与人之间的纽带的？换句话说吧，现在你发现，你所受的高等教育原来根本用不上，让你花了这么多工夫去习得的文化是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