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男至今还记得，1946年1月16日父亲回国时的情景。那天，李莎抱着3岁的李英男到火车站送别丈夫，“我从母亲的怀里跳了下来，喊着‘爸爸，抱我’。爸爸抱着我说‘英男，你要听妈妈的话，过段时间我来接你和妈妈去中国……”’
年9月20日，李莎收到了丈夫寄自哈尔滨的信，信中李立三说，东北战火将起，让李莎带着女儿速到中国。经过十来天的颠簸，李英男和母亲来到了哈尔滨，“父亲因为开会没有到车站接我们，但他穿着整齐的军服站在家门口等着我们母女。”李莎回忆，“我跑到父亲身边，跳进他的怀里，亲了又亲。父亲也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他对着母亲的耳朵轻声说，‘李莎，我们两个又结婚了’。”
母亲的顽强坚守
来到中国后，在李莎的多次要求下，组织安排她到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任教。1948年，李立三和李莎的第二个女儿李雅兰出生。在哈尔滨平静生活3年后．1949年3月，李立三全家迁往北京。这是李立三一生中的辉煌时期。李英男收藏着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父亲就站在毛主席旁边，中间只隔了一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照片中的父亲都被‘截’去了，好在‘文革’后还原了历史。”开国大典结束后，李立三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享受副总理待遇。李立三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被陈云称为新中国的“坦克车”。“那时，我常常见不到父亲，他总是很忙，母亲也忙于北京俄语学院的教学工作。但她总要抽出时间陪伴父亲，跟着他参加—些外事活动，并要管好家里的事情，当好‘后勤部长”’。在北京安定下来后，李莎先后从莫斯科和湖南接回母亲和婆婆。“为了照顾好两位老人，家里分别给她们做一些不同口味的菜肴，给姥姥多吃些奶制品，给奶奶往菜里放点辣椒”。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国的交往紧张起来。李英男说：“这个时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父亲在苏联的事大做文章，他们说母亲是苏修特务。那个时候，有很多干部的外国妻子都因为国籍问题和丈夫离婚，回到自己的国家。周总理找到父亲，建议让母亲转为中国国籍。”1964年，在李立三的动员下，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李莎加入中国国籍。李英男说：“这是母亲最艰难的选择，有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呢？”
更大的风暴接踵而来——“文革”爆发了，李立三首当其冲，被批为国内“苏修特务头子”：通过李莎和国外联络，组织了庞大的“特务集团”，“一直搞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受批斗、戴高帽、‘坐飞机”，成了李立三的家常便饭。李英男回忆：“红卫兵强行驻进我家，割断父亲与外界的联系，并以学习毛泽东思想为名，天天对他进行长时间的审问。母亲也一起被拉去挂牌陪斗。”李英男说，那一段时期，母亲以惊人的毅力承受着一切，每天都安慰父亲要坚强。“平时热闹的家里变得寂静起来，没有人再敢到我家串门，为了我们不受牵连，父母都让我们住校。”
年6月19日，李立三被造反派从家中带走。两天后在华北局的一次批斗会上，李莎被押上台，没想到在台上却见到了自己的丈夫，夫妇俩用目光互相安慰。批斗会后，他们被押上汽车，汽车刚开到府右街，李莎就被拽出车子。李立三伸出手来和她告别，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你多保重！”李英男说：“这是父亲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天，父亲吞下了大量安眠药自杀了，去世前还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未写完。”
李英男含泪告诉记者：“父亲离世的当天下午，母亲就被看管起来，不久被送到公安部，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第二天，我和读高中的妹妹李雅兰也以‘谈话’为名，被骗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软禁起来，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转入秦城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