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只是师生或者朋友的感情，那么在1933年徐悲鸿离开学校远赴欧洲举办巡回展览，他们之间关系似乎有些不同了，在长达一年多的分别时间，孙多慈发现徐悲鸿在她心里有多重要，刻骨的思念激发内心深处的爱慕，她独自在画作里倾诉着自己初恋的欣悦与疼痛。这一时间，两人在两地书信中倾尽相思。
徐悲鸿从欧洲回来后，两个人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见面，他们在彼此的目光里读到了爱。一次，徐悲鸿带着学生去天目山写生，孙多慈也在其中，在僻静的山石背后，他吻了她。
这师生恋情传得非常快，徐悲鸿的妻子蒋碧微闻得此事，心内像燃起大火，蒋碧薇冲到徐悲鸿的画室，迎面就是一张孙多慈的画像，她年轻貌美，目光纯净，这让她很受伤，蒋碧微过去就把孙多慈的画扯撕了，声称要去找孙多慈。
徐悲鸿无法制止她，他迟疑无措，孙多慈见老师进退维谷处境为难，压抑所受的伤害和内心的痛楚，她理智冷静而主动地中断了学业，匆促地离开南京中央大学，回到家乡安庆女子中学任教。
孙多慈的师生恋没有像鲁迅和许广平、沈从文和张兆和那样修成正果。
“慈悲之恋”在刚刚燃放时就戛然而止了。
蒋碧微虽然拆离了徐悲鸿与孙多慈，却无法收回徐悲鸿的心。他平日沉默无语，思念在远方有才情的女弟子，他拿出不菲的钱款，请朋友陆续收购孙多慈的画。
孙多慈对此并不知晓，见有人不断来买画，自信心愈增，更沉迷于绘画的世界中。抗日战争爆发，徐悲鸿逃到长沙，在这里他遇见随父母来避难的孙多慈。后来，他帮助孙多慈一家迁到桂林，又帮她谋得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