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电影《日瓦戈医生》吧，日瓦戈在一个城市的大街上偶然瞥见了心上人娜拉，但是还没等他赶到她身边，她已经消失在了视线里，这让日瓦戈心如刀绞。如果故事发生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日瓦戈和娜拉绝不会找不到对方，即使失去联系，他们也能在诸如脸书、推特这样的社交网站上成为“网友”。
电影中的这个镜头在我们的生活中屡见不鲜，在我们无法获得足够信息时，就越发能感受到世事无常。谁都会承认，现代科技让我们的世界变小了，给生活带来了方便。但是同时，现代科技可能也抹杀了生活中的一些神秘感，而正因为有了神秘感，人们才更能体会到爱情的浪漫和刻骨铭心。
1991年夏天，我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名叫朱莉的女孩，我是在上大学时和朱莉相识的。那时的她刚毕业不久，在她的家乡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市待了几天，计划着下一步的人生目标。我和她偶然见了次面，然后就开始约会，不久之后就难舍难分了。我们不常和朋友在一起玩，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比较多，对彼此的了解也越来越深。
但是，我早已经决定花一个夏天去欧洲旅行，朱莉说她想搬到芝加哥，我们形影不离的日子就要结束了。我告诉朱莉，我会给她写信，并把我在英国威尔士的一个朋友家的地址告诉了她，我在旅行途中将去英国看望我的父母。
我乘坐的飞机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降落后，我先后在德国特里尔游览了古罗马遗迹、在法国斯拉斯堡度过了夏至之夜、在瑞士巴塞尔一座足球场观看了一场摇滚乐演出，然后又去了我的祖辈居住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在那里倾听了教堂合唱，并且观赏了大师的画作，那些画作美极了。
但是我的心情很糟，我从没感到如此寂寞过。眼前的美景虽好，可我只想着朱莉。
我独自一人坐在维也纳圣史蒂芬教堂外的一把长椅上，吃着从小摊上买来的肉排。我心里盼望的是能回到皮奥里亚，坐在她的身边。我给她写了好几封信，把我的思念注入了信中，仿佛那样就是在和她携手同行一样。
我到伦敦见了父母，和父母团聚的喜悦难掩我心里的思念之苦。我的旅行走得太远，和朱莉彻底失去了联系，我的心也前所未有地掉入了最深的深渊。我暗自流着泪，整天魂不守舍，心不在焉地在伦敦待了三天。
最后，爸爸看出了我的心思，坚持让我给朱莉打个电话。于是，我在伦敦的旅店里往美国皮奥里亚打了个长途电话。电话接通了，但是朱莉不在。她妈妈告诉我，朱莉前些日子带着行李去了芝加哥。我的信放在她家的桌子上，至今还没打开。
我又往芝加哥打了个电话，但是没人接。那时候，没有电话留言、没有语音邮件、没有来电显示能让她知道有人给她打过电话，只有电话机在那个空无一人的房间里响过。我没有任何办法知道她去了哪儿、什么时候回来。我开始妒火中烧，怀疑她已经移情别恋。
我还在欧洲，在一座座古迹面前胡思乱想：她是不是在芝加哥街头遇到了另一个让她心动的男人？我甚至荒唐地想，她说不定回到了皮奥里亚，正在等待着我回去，但是，我只能承认，那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第二天，我和父母开车去了威尔士，在那里没看到朱莉的来信，我的心再次乱得一团糟。我的身子在威尔士，身边环绕着葱绿的群山和欢跳的小羊，可我的心却在地球另一面的芝加哥。
父母把我送上了回伦敦的列车，以便让我从那里坐飞机回家。但是到了伦敦希思罗机场，机场人员告诉我，父母给我买的那张双程机票只能从巴黎登机，所以我只好去了英国多佛，在多佛又坐上了船穿越海峡去法国巴黎。
那条船上坐满了一同去法国的学生，我们在法国加来港下了船，坐上了通往巴黎的夜间火车。在途中，我向他们倾吐了自己的伤心故事。
“忘记你的爱情吧。”他们说。其中一个小伙子说，他要去西班牙，和朋友们一起参加奔牛节，让我也一同去。一个女孩想去法国海滩晒太阳，“和我一起去吧。”她邀请我。
“不，不，”我说，“我要是不回家，就肯定会失去她了。”
我的耳边响起了一片嘲笑声，他们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旅行，要是我半路回家，会后悔一辈子。
到了巴黎，我直接去了戴高乐国际机场。我很快就要去芝加哥了，我只想登上飞机。但是正赶上那次航班的乘客发生骚乱，我坐不成了，下一次航班也不行。
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收拾行李，想去火车站，一边走一边流泪。我要困在巴黎三个星期，啥时候才能回家？
但是走出机场航站楼时，看到不远处有一个英国航空的标志，前面是三个面带微笑的售票员。
“你们还有座位吗？”我问她们。
“有座位，”其中一个人回答，“但是20分钟后飞机就要起飞了。”
这是一张单程机票，价钱是父母给我买好的那张机票的两倍。我看了看自己的信用卡：只够紧急用途了。
我买下了机票，这件事我没敢跟父母讲。
四年后，在我和朱莉结婚的前一天晚上，我才把花双倍钱买机票这件事告诉了爸爸。爸爸给一屋子的亲朋好友讲了一个故事，故事讲的是一个失魂落魄的男孩，他一路放弃了在威尔士陪伴可爱的小羊、放弃了游览古罗马遗迹、放弃了巴黎的红酒和海滩美女的诱惑，选择了他心中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