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六岁的时候，隔壁班有个骨骼清奇的男生，瘦高个儿，戴眼镜，头发软，爱穿白青两色，秋天爱穿毛衣。他大提琴拉得好，是学校乐队的首席，每次演出总在最靠前的位置。班里也有女生偶尔会提到他，我总是假装记不全他的名字。
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总是在上课上楼的时候碰到，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在楼梯两侧各自低头走。我心跳很快，脑浆要沸腾成一锅糨糊。
人脑中有三种物质，一种是让人兴奋的多巴胺，一种是去甲肾上腺素，另一种是苯和胺的化合物。当人脑浸入这些化学物质的时候，就会坠入情网。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大脑每天都咕嘟咕嘟地煮在这复杂的混合物中，一度以为所有的脑细胞都会烧干烧尽。
我那时候写了本言情小说，男主人公照着隔壁大提琴男的样子写。小说里的爱情活动主要是散步，并肩行走就已经是获得感情享受的标准动作，写作时会幻想偶尔意外肢体相碰，自己用左手去抚摸右手手背模拟，就已经害羞得快要中风。
言情小说写完之后，我和隔壁的大提琴男还是连互相问好都不曾有过。我非常天真地以为已经有了互有好感的默契，把沉默视为男女双方渴望接触而形成的张力。那时候的我，雌性激素根本不需要对方的回应来发生什么化学反应，它自己就旺盛澎湃得能在空中自燃。
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话，是快要高中毕业的时候，两人仍是前后脚在楼梯上。我在前他在后，他忽然快几步追上我，要我给他签个名，说以后可能会升值。我非常谨慎害羞地表示：恐怕要等我死后一百年，签名才有升值的可能性。
那段少女时期是后无来者的吧。因为我上大学之后就陷入了激素干涸的危机当中，常常干笑，几乎不再有心跳加速的经历。
我一度以为是因为来到北京，天气太干，空气太差，冬天太长太凛冽，冻结了我的荷尔蒙。后来想想，觉得北京是无辜的，是自己失去了憧憬的能力。
人大脑中分泌出令人陷入爱河的那三种物质，目的是让两人干柴烈火，交配生出载有双方基因的后代。可从概率上来看，只有交配得足够多，才能试出最好的基因组合，有最好的后代。从这种角度上来说，人的生理结构是拒绝“从此幸福美满生活在一起”这一种结局的。
或许，是人变得现实了，知道荷尔蒙是不可靠的。我慢慢长大，自己虽还没有经历什么，已经听说过足够多他人的生活。有人怀孕，有人离婚，有人玩心不改，有人红杏出墙。了解得越多，越会得出“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样的大俗结论。
不知道能不能埋怨现实是抽干了荷尔蒙的东西，只是觉得对二十多岁的我来说，荷尔蒙已经近于鸡肋，用理智满打满算地使用好，才是持家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