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说，我父亲是个蠢货。她本可以嫁个处长局长的，最后嫁了我的父亲。当初谈朋友时，每次都是一杯廉价的橘子水，抠门得要死。
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倘若有人写自己的父亲，那不是写一个硬汉，就是写一个蠢货，好像这个世界上的男人不是硬汉就是蠢货。我的父亲毫无疑问不是硬汉，这一点我早就看清了。
十年前他和领导去新疆，我看过他带回来的照片，一群维吾尔族的波霸招待他们，劝他们喝酒，陪他们跳舞，我父亲搂着个女人跳舞，那女人穿着低胸的大红衫浑身上下的油都在滴，父亲笑得很客气，很孬，看着就让人来气。我后来看《美国派》的时候心里头一阵绝望，这不仅仅是对我父亲个人的绝望，甚至还是对整个家族的绝望；绝不仅仅是一种对精神传统的绝望，甚至还对于肉体特征都已经绝望。我的父亲永远不可能是一个硬汉，他只能是一个蠢货。
每次我的母亲大发雷霆，当她在掀桌子砸碗筷的时候，我的父亲都坐在马桶上看他的报纸。我的母亲出身大概有骑士的血统，当她对着蓝色的天花板咆哮一番以后，她带着不可违抗的威严义正词严地怒吼道：起来吵！擦好屁股起来陪我吵！无奈我的父亲只是像风车一样翻动他的报纸，他看得很仔细，连附赠的小广告都逐字地看。匪夷所思的是，我发觉我的父亲读报纸并不是为了躲避我母亲的长矛，他几乎记住了报纸上所有的内容，甚至是最空洞乏味的内容。
有一次我的父亲在鼾声中突然开始发表讲话，他讲了整整一个小时，通篇都是四川话，我的母亲在床上惊慌失措。讲话最末我的父亲进入了慷慨激昂的状态，他的嗓音越发宏伟嘹亮，他的深明大义几乎有了领袖的风采，他甚至对着电视机招手。那一回我的母亲在寂静的夜色里竟然鼓起了掌。事后我发现父亲的这些讲话和他那两天看的《新民晚报》头版上的内容一字不差。因为这些原因，在我没有看过《堂·吉诃德》之前，我对于风车的热情就远远地胜过了对堂·吉诃德的崇拜。
我发觉就算身为一个蠢货也时常可以沾沾自喜，好比我的父亲时常告诉我他简直可以做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电视编剧。每天当我的母亲一边嗑瓜子一边换台的时候，我的父亲总是默默地在另一间房间看他的电视连续剧。
这些年来我的母亲惊奇地发现自己除了换台竟然不记得电视上究竟播过些什么，而我的父亲却几乎把各个台的连续剧都看了一遍，有的他还反复看了好多遍。后来当客厅的电视机出了毛病，我的母亲不得不坐进被子里和我的父亲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她发现任何一部电视剧我的父亲都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情节来。这让我的母亲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她简直觉得自己的整个人生都虚度了。
客厅里的电视机修好以后，我的母亲决定永远不和这个可怕的男人一起看电视了，因为她渐渐发现他能够说出情节的不仅仅是那些重播的电视剧，甚至连首播的电视剧他也能说得绝对正确！
那一刻，她发现和自己同床共枕这么多年的男人竟然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先知！这简直就是《旧约》上的预言！经历了抗日战争和“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在一个世纪的苦难之后，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终于诞生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先知，就在普陀区金沙江路某幢大厦七楼的一张小软床上！
我的父亲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蠢货才对，但是既然他的女人开始把他当作先知一样膜拜，他竟然勉为其难地承担起了自己的使命。
也许是因为我的母亲是名门出身的关系，对于江湖上的许多人情世故不能看得很明白，所以许多电视剧她看不太懂，那些故弄玄虚的电视剧她都直接跳过，但当她发现自己津津有味地看了一个多月终于等到了大结局，结局里的许多眉来眼去竟然让她一头雾水时，她终于决定去寻访我们的先知，解开心中的很多谜团。
我们的先知总是拈花一笑，他用平易近人的方式对电视里的很多事情作出解释，这些解释直白简单近乎愚蠢，以至于连我都能猜出这是个什么狗屁电视了，我的母亲竟然仍是一头雾水，她于是怀疑起这个可怕的男人是到大地上招摇撞骗的伪先知，是给这个世界带来灾难的魔鬼！
有一次，难得他们俩在一起看了部电影，好像是史泰龙演的《最后的刺客》，女主角是朱丽安·摩尔，当最后史泰龙把班德拉斯干掉的时候，我的母亲百思不得其解那颗子弹是怎么射中他的。她问起父亲。
父亲冷冷地看着她，神情凝重，目露凶光，像一个地地道道的杀手，他用低沉的嗓音说：因为那女人的墨镜是反光的……
我坐在旁边写作业，身上一身的冷汗。
我的父亲告诉我，当年插队，在农场星光灿烂的夜里，大家围坐在火堆旁，到了百无聊赖的时候，众人问他有什么故事可讲，他很羞涩地说他只能讲讲《基督山伯爵》。可是大家都看过了，没什么可讲的。也许是太无聊了，众人竟然又请他讲起了这个复仇的故事。父亲记得当时他可是讲了整整七天才讲完，也不知道大家觉得好还是不好。
临高考前的那个周四，父亲给我做了炒面，我起床时看到他围着白衫正端着盘子。炒面用了很少的酱油，和了金针菜肉丝还有香菇，添了两个荷包蛋，热了丝瓜蛋汤盛在蓝边的浅碗里，一如往昔。父亲坐下来，摸了摸桌上的报纸，取下眼镜捏着餐巾纸擦着，告诉我明天他怕是要出差，周末考试不能送我了。
我母亲说我的父亲是个软柿子，总是一副欠了别人的样子，那愧疚都埋在轻描淡写的语气里。那天他坐下来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他的愧疚。我心里也觉得父亲的心思实在太细腻了一些，去考试什么的，本来我也不爱他送我的，现在我自己去，倒好。
周五早上，父亲已经出差去了。对周末的考试，我并不抱什么希望，有一点任由它千刀万剐的意思。晚上父亲发来短信说：明天就要考试了，临时出差实在抱歉。我真为我这耿耿于怀的父亲捏汗。
我的母亲说，父亲追她的时候，靠的就是讲故事，讲的还是《基督山伯爵》。他本来以为十几杯橘子水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完的，没想到他一讲起这个硬汉的故事，竟然灵魂附体，觉得自己就是爱德蒙·邓蒂斯，有仇必报，有恩必答，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出生入死，无所不能。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坐在桌边，捏着餐巾纸擦眼镜的父亲，右眼是看不见的。他不知道为什么看不见了，一开始的时候，觉得眼睛上漏了气，眨眼的时候硌得厉害，然后一下子就看不见了，黑漆漆的一片。后来他去了医院，知道角膜脱落了，即刻就要手术，手术以后也不知道能看得多清楚。
倘若有人写自己的父亲，那不是写一个硬汉，就是写一个蠢货，好像这个世界上的男人不是硬汉就是蠢货。而我的父亲，在那个周五的夜里，他在新华医院的病房里，大概担忧着自己再不能看电视剧、看报纸，再不能看清这个世界了，至少没有从前那般清楚，像一个先知一样，那般清楚已经五十年了，往后的日子，大概是糊涂的。
他这么想着，于是给我发了那条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