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77年的爱情
作者:周德庆
一见钟情
电话里，张淑英老人的声音清脆，一口重庆口音的普通话中，依稀还有浓浓的虾油味。
张淑英1921年出生在福州台江码头附近，父母是生意人。14岁时，她随父母搬到了台江洋头口一带，而“洋头口”这3个字，便成了这段爱情的开始。
1935年春天，经人介绍，母亲陪她到福州西湖与一个年轻军官相亲。去之前，她不太乐意，因为以前见过的军官都比较凶。可初次与这位年轻军官见面，她立刻就被对方打动了。
“1米75左右的个子，长得高大却很温柔。”老人说，“他问我会不会写字。我回答会的。没想到，他真拿出纸笔来，我便写了‘洋头口’3个字，他看了赞不绝口。”
这位年轻的军官便是来自重庆荣昌、黄埔军校六期的毕业生钟崇鑫。
订婚一个月后，两人在福州举办了婚礼，宾客有10来桌，细心的新郎官还特意为新娘子弄到了西式、白色的长头纱，“姐妹们都羡慕我好有福气，找到了一个如意郎君”。
新婚宴尔
老人的原名叫张秀珍，“他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便给我改成了‘张淑英’”。
1935年，农历八月，钟崇鑫随部调往南京，张淑英也随之前往。
从结婚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两人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按照福州的习俗，叫我‘阿妹’。”张淑英说，“他把每个月的军饷都交给我，还鼓励我多学文化知识，而且还不让我洗衣服。”不过，他不喜欢妻子化妆和穿颜色艳丽的旗袍，“他总是说，‘阿妹不化妆就很美’。”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钟崇鑫随部调往上海奔赴抗日战场。两人在常熟汽车站见了最后一面。“分别时，他突然从背后跑上来抱住了我。”老人回忆，“他流泪了，说，阿妹，我一定会回来的。”
77年过去了，老人一想到这个画面，就会心痛。当年年底，张淑英还和丈夫通了一次电话，“崇鑫告诉我，他已升任71军87师259旅中校参谋主任。”她一听，心里更紧张了，这意味着他要上前线去打仗啊。
“他说现在他请不到假，没办法回来看我。他还叫我不要担心，照顾好自己。”张淑英说。这通电话过后，她和婆婆随着西迁的百姓，一路从武汉到了丈夫的老家重庆。
“我相信，只要他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的。”张淑英说。
用一生等待
来到重庆后，张淑英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傻了，整天呆坐在一个地方，“一年又一年，我每天夜里都要惊醒很多次，却总是梦不到他。”
每年，她都会写信去问钟崇鑫的消息，但是都没有回应。直到1944年，在街上，她突然遇见了钟崇鑫的战友方维鑫。方维鑫帮忙联系军长后，收到了一封回信：“兄阵亡，无法函告，军座经常想起钟兄英明才干，至今耿耿于怀。”
读完信后，张淑英感到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苦苦等待7年的竟然是这么一个噩耗。第二年，婆婆也病逝了，她只好回去找父母和弟弟。
抚恤令收到了，但张淑英还想知道一件事：在1937年的那个寒冷的冬天，丈夫是怎样殉国的？
新旧政权交替之际，父母和弟弟去了台湾，张淑英却选择留下，“他是重庆人，我这辈子都要守在这里。”
终于找到你
1949年，经人介绍，张淑英认识了第二任丈夫李自清，生育了两儿一女。“自清对我很好，但崇鑫是我的初恋，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他，他已经刻在我的脑子里了。我知道他阵亡后，就一直想知道他的灵位放在哪里。可为了现在的家庭，我一直不敢说出这段往事，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
张淑英说，直到1988年，她才将这个心愿告诉孩子们。
张淑英的儿子李长贵说，从1988年开始，母亲的心愿便成了家里人的心病。后来，他们在时任87师少校师部参谋仇广汉写的《淞沪抗战暨南京失守纪实》一书中查到这样一段叙述：“城外部队苦战3日，打到12月12日上午，第71军87师的3个旅已伤亡殆尽，259旅旅长易安华、参谋主任钟崇鑫和旅部直属部队官兵全部阵亡于雨花台阵地……”
可他的灵位在哪里呢？
2014年9月中旬，苦苦寻找了钟崇鑫灵位多年的张淑英一家人，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拨通了重庆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芳菲的电话。没想到，当晚10时许，台湾志愿者便在台北忠烈祠找到了钟崇鑫的牌位。
“我这辈子只痛哭过3次，上辈子欠他的，都是为他哭的。”
新婚宴尔她送他上前线，7年后得知他战死，她一路哭着回家。70年后拿着与爱人的合照，又流泪了，她说是记事以来第二次流泪。93岁的她来到他的灵前，这是她一生中第三次流泪。
从此再不分别
让张淑英感动的是，志愿者还将老人和钟崇鑫的照片合成一张合影送给她。
找到丈夫的灵位后，老人又萌生了前往台湾祭拜的想法。在志愿者的帮助下，2014年11月22日，老人在儿子的陪伴下，前往台北。
老人在飞机上，就像一个少女快要见到情郎，一直睁大眼睛望着窗外，嘴唇边始终挂着浅浅的微笑。这样的情感，她心中的美好或是遗憾，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吧。一起陪同前往的志愿者芳菲也被打动了。
在台湾7天的时间里，张淑英3次祭拜钟崇鑫。抵达台北的当天，老人就来到忠烈祠，他的灵位在第一排右起第四个，“崇鑫啊，我来看你了，我终于找到你了，从此我们再也不分别。”张淑英说。
第二天，老人又去了忠烈祠，“能多看他一会儿是一会儿吧”。
11月28日，离开台北的前一天，老人再次去与钟崇鑫告别，“我找到你了，但我不能一直留在这里。也许，今后再也没有机会相见，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和你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