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条是我在上海做律师的一个朋友的大客。他在上海跺跺脚，也是能让黑白两道的地面抖三抖的主儿。我有次在上海跟这位朋友喝酒时，藤条刚好在隔壁请客，于是一起喝了几杯酒，他还拍着我肩膀要我有事找他，并且真的给了个手机号给我。我估计这些做地产的混混不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就搬出来压阵。
我跟杨洋走出饭店，杨洋用她的丝巾捂着我的额头，一个劲儿地哭，我则笑着安慰她。事实上，在我爆发的一瞬间我是被深深的绝望击垮了。
杨洋把我拉到会所的医务室包扎，医生说还好只是破皮，不需要缝针，给我处理了一下伤口，简单包扎，稳妥起见，还打了一支消炎针。
走出来之后，我却变得极度亢奋，我跟杨洋说：“我要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