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再次失业，差一点就打道回府，回老家接父亲的班，当餐馆老板。一想起沂蒙山区两座大山之间夹着的那个小镇，以及仅有十几平米的餐馆，我就觉得了无生趣。幸好兜里还有点儿钱，先硬撑一段时间再说。大学毕业一年，我干过报纸校对、公司文员、内刊
恰在此时，高新搬出去和女友同居了。高新是我的同学，体重180多斤的胖子，毕业后和我同租房子。高新胖，却是个情种，油嘴滑舌，专门钓丑而瘦的女孩，且屡屡得手。我，高新，还有他的新女友，一起吃了顿饭，我们就正式分道扬镳了。高新用胳肢窝夹着柴火妞向我炫耀，吴越你也赶紧找个对你好点儿的女朋友。柴火妞用拳头捶他，嗔道，讨厌。他们两个互相纠缠着走掉了。我也准备退掉房子——两室一厅，我一个人可租不起，骑上自行车，到大街上搜寻招租广告。
广告倒是有，就是太贵，找了一上午，没有结果。自行车拐进老城区，一条叫寿佛楼街的老巷子。宇文波正在一座宅门前杀鱼。五十多岁的老头，杀起鱼来倒小心，弯着腰，把刀和鱼举得远远的。我瞥一眼他身后的黑大门上，用粉笔写着几个歪斜的大字：院内出租一室。就停下车问他房子租出去没有。宇文波正要回话，鱼跐溜一下滑落，在地上蹦跶。
宇文波有点恼，朝我吼道，租什么租，耽误我杀鱼。
我骂了一句他妈的，骑上车准备走。他却把我拦住了，脸上绽开笑容，看房子，跟我来。抓起鱼来丢进一旁的桶里，握着刀往院内走。鱼继续在桶里挣扎，朝我眨巴眼，感谢我暂时救它一命。
房子是北屋，三间连成一体，要出租的是最东面一间。院子很小，主要是北屋门口横了一座东屋，东面那间房子的阳光就被挡了。宇文波说，拿钥匙麻烦，你看一眼，合适就租。我扒着窗子往里看，房子大概有三十个平方，正方形，里面摆了三张床，一个写字台，靠近门口是洗手池。我问他价钱。他说，每月三百，够便宜吧，先说好了，院子里没厕所，要方便去街上的公厕。一间房，睡觉洗刷做饭三位一体，简陋了点，但这里清静，一个人住，关上门就是自己的桃花源。
问他贵姓大名，他说宇文波。我说，宇文，这个姓少见。宇文波说，不是宇文，我姓宇，叫我老宇就行。
这里是个大杂院，不大的小院子，乱七八糟住了五户人家。院子南边是一座四层小楼，把小院的阳光挡了一半。南屋的那户人家就生活在了阴影里。宇文波向我介绍，他是打工的，卖煎饼馃子。
剩下的几户宇文波没有介绍，他把刀举起来晃了晃，说还要杀鱼，就走了。
我找了辆三轮车，把行李和几百本书运过来。顾不得擦汗，开始打量属于我的这间房子。发霉的劣质化妆品味道吸引我将视线定格在写字台上，那里横竖堆着一团瓶瓶罐罐。我走过去，打开每个抽屉，各种废弃的化妆品瓶子，以及一些凌乱的杂物，钥匙链、卡通画和小玩偶。
三张床，床上、床底下的柜子里，屋子的角落里堆满了女性内衣、内裤、毛衣、牛仔裤，整个屋子就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场，我打扫了一整天，对着那些花花绿绿、半新不旧的衣服发呆。想象上一个租户的样子，其实不用我想象，几张大头贴从床底下被翻腾出来。说不上漂亮，但足够年轻。
正对着大头贴发呆，一个老太太踱到我门口，朝里张望。老太太花白的头发在风中一颤一颤，她说道，三个小姑娘，刚搬走。接着语调变小，变成了絮叨，整天哭哭闹闹，让人受不了，你一个人好，不出动静。问我那些瓶瓶罐罐还要不要，不要的话她拿去卖废品。我要她都拿走，找了个箱子，把三个女孩留下的化妆品全装进去，问老太太住哪儿，我给她搬过去。老太太指指我门口的那堵墙，明白了，她就是东屋的住户。
院子里的一间简陋的厨房。宇文波开始做饭，红烧鲤鱼。他就住在北屋最西边那间，和我隔了一间。一边做饭，他一边和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女人聊天。女人瘦，可以说苗条，又显得单薄，说起话来沙沙的，像沙子撒在水泥地上。女人咯咯的笑声传进我的耳朵，宇文波翻锅的姿势就变成了舞蹈。这时候一个胖女人横在电动车上冲进院子，两个人的谈笑立马终止，字文波跑上前去接过胖女人的电动车，胖女人怒吼道，饭还没做好？你杀鱼杀了一天。宇文波诺诺地继续翻锅，经过几十上百次的翻转，鲤鱼早已成了一锅杂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