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传奇是民间文学中的重要门类之一，故事大全小编为大家带来一篇李一，快来看看吧
过了除夕夜，吃了初一的饺子，我便告别家人，外出游荡。舞风踏雪，披着满天冰冷的星星，戴着一钩细细的月芽，从赤市到黄市再到绿市，到达兰市的时候已经是正月初八下午。心急如焚，必须赶紧回家上班了，虽然是春节的日子，两天没在公司露面，人力资源部记我旷工也是没有多少商量。匆忙给天民打电话，说明我必须明天一早离开，又让他给我找一个中档的宾馆，订一个能打五折以上的房间。这一路上我都是住宾馆，大过年的，任谁家都是人来人往，忙忙碌碌，着实不堪忍受，而空空荡荡的宾馆又安静又舒服又便宜，在荒凉的西北高原，这日子并没有什么客人。
天民哈哈大笑，“到了再说，到了再说。算你小子有缘，明天咱们连兰市的战友聚会。”
这让我无可奈何，不便推辞又确实需要推辞。虽然在三连待过两年，兰市的战友我并不熟悉，这次仅仅是冲着天民来的。
天民不听我支支吾吾的解释，“到了再说，到了再说。你虽然没福气做我们兰市的女婿，也是唯一的嘉宾了。”
无可奈何，似乎我没有一点战友情谊，只好住在了天民家，“你不是还有年假吗，住下住下。”还知道有年假，一个小学校长还懂得挺多。
天民告诉我，三连在兰市一共十二个人，这要算上留下来的两个女婿和一个媳妇，多少年最齐的一次。本来应该是十三个，去年不在了一个。“正好你来了，还是十三个，还是十三个。”天民哈哈大笑，使劲地拍着我的肩膀，也不管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不受用。
我和天民几乎是前后脚到三连报道，但是那时候我们并不认识。两个月后我给连里派到了一个远离连队的山沟执行任务，除了一部干电池电话，完全与世隔绝，在那里整整待了两年。我们俩熟悉起来是因为我们俩同时调到了团部，一个司令部的臭参谋，一个政治部的烂干事。臭味相投名扬鄂尔多斯高原。若不是我骑着团部那匹最好的白鼻梁枣红马一蹦子蹽了，他非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我。
简单地擦把脸开始喝酒。天民从床下拖出一箱“青稞王”，拿桌上的餐刀划开取出两瓶。“还是老规矩，谁喝好了谁倒下，谁最后一个醒过来谁收拾。”我并不和他叨叨，从我们俩第一次喝酒已经无数次了，他从来没有喝过我。当年，我们在团部宿舍的土炕上，或者是在阿古拉大叔的蒙古包里，常常是攥着杯子就翻倒了。并且他从来都是第一个躺倒最后一个醒来。可是现如今在这整整齐齐的餐厅里岂可以随便躺倒？还要等到谁最后醒来谁收拾，他老婆再给面子也该和我急了。幸好他心里有数，刚倒上酒就把好话说了前面，“都是这把年纪了，当然还是身体第一。”
一边喝酒天民一边告诉我，聚会安排在他们学校的会议室。饭菜也是在学校的食堂做。“放假了，学校没人，我把师傅喊来帮个忙就行。花不了多少钱，愿意凑的凑点，差的数我补上。”
天民从兵团回来就顶替母亲在这所小学当了老师，读了两年进修学院，教了一辈子孩子，几年前开始做校长。
没有喝多少酒，两瓶酒只喝了一瓶多点。但是第二天醒得很迟，满屋子阳光刺得睁不开眼睛。早饭也来不及吃，天民在旁边不停地催。
十几个人，差不多都先我们而到了，说说笑笑，看得出他们是既熟悉又不经常见面。天民把我介绍给大伙。一个人过来问“还记得我吗？”，又一个人过来问“还记得我吗？”我不断地摇头，我确实一个人也回忆不起来，我甚至无法想像，眼前这些身体或胖或瘦，头发或白或秃的当年同一个连队的战友就是他们。这就是当年那一群一起战天斗地的孩子？唱起歌来喊得破天。
两个战友正在画黑板，一边写“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一边写“看今朝夕阳红烂漫”。越来越热闹，教室大小的会议室笑声一片，嗡嗡响。
“下面再添些花好。”一个染着棕黑色长发的女子站起来，指着黑板，告诉正在画黑板的战友。海蓝色带大红格子的外衣，胸前挂着长长的白色羊毛围巾。我眼睛一亮，突然感到这是一个十分秀美的造型，这正是我心中当年的战友，虽然他们不可能年轻，但是他们应该是永远这样秀美。
我问天民，“她是谁？”
“李一呀，你可能没有什么印象，当年是咱们连最活跃最有思想的女生。”
李一？我的脑海中迅速闪过一幅图画。
瓦蓝蓝的天空，天寒地冻，滴水成冰。高高的白杨树，树梢子随风在蓝天下摆动，呼啸着，发出涛一般的风鸣。连部对面的黑板报前，一个女生站在条凳上，正在聚精会神写板报。她不时停下，搓一搓冻僵的手，看一看写过的字，小心翼翼地挪一下脚，接着写。条凳旁边放一盆冒着热气的水，一块抹布。很粗糙的水泥黑板，写错的字要用水才能擦得干净，但是必须用热水，冷水一边擦一边结冰，很难再写上字。这个女生就是李一。略圆的脸庞，齐肩的短发，洗白了的军装，套着肥大的绿色棉衣。从各个角度看去都是一尊塑像，站在条凳上，定格在黑板报前，一个年轻女兵，像那白杨树上正在默默生长的冬蕾，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那一年我们都是十八岁。
天暖的时候我回连队，又看见了她，一模一样地在写黑板报。只是脱掉了绿棉衣，洗白了的军装，划出一个美丽女孩。
秋天，指导员到山里来。一边拿出纸卷烟，一边不经意地说，“连里正在批判李一呢。”
批判那个写黑板报的女生，这不可能。我不客气地问，“为什么？”
指导员并不抬头，“她学哲学发言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
那一年，中央在庐山开了会，全国都在学哲学。
那一年，我还分不清怎么是一分为二，怎么是合二为一。但是我认为李一是对的。
指导员停下手中正在卷的烟，抬起头，“你也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一分为二的？”
我没有任何思索，仿佛这是一个一瞬即逝的辩解机会。
“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
指导员点点头。
“发展是对立统一。”
指导员又点点头。
“对立统一的核心是一分为二。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所以毛泽东思想是一分为二的。”
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有三段论之说，只是情急中把在报纸上读到的话串到了一起。
指导员又卷他的烟，“你这是抬杠，不兴胡说呀，这可不是小事情。”
指导员走了，我常常想起李一。抓紧时间看书，也常常发楞，她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呢，李一。
冰雪封山之前，指导员又来了。
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李一的消息。那天我摇了电话，可是当总机问我要哪儿的时候，我只好说不要了。我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也不敢给谁打电话。我着急得等待着指导员说李一的事，顺手把桌上的稿纸裁下一条递给他，因为见他拿出的烟纸很厚。
“李一写检查了。”指导员一边卷他的烟一边说，看样子他还记得我的关心。
“写检查？”我想过她和别人争论，想过她委屈地在黑板上抄写别人批判她的稿子，但是没有想到什么叫写检查。“检查什么？”
“错了当然要做检查。”指导员并不抬头，“这已经很好了，要是报到团里师里就会很麻烦。”
“又有什么麻烦，还能关禁闭？”我对写检查无法理解，那就是要对大家说“我错了”，可是说自己什么错了？这些日子我看了很多书，越看越认为李一是对的。
指导员仍然在仔细地卷他的烟，“有些事情，性质是可以转变的。”
我没有话说了，昨天刚刚读的一章叫做“量变质变”。
似乎是一切都突然过去了，像白雪皑皑的山坳一样寂静。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听说过李一，再也没有见过李一。
李一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笔画花。
天民告诉我，李一也是他们学校的老师，去年退休了。他们是一起顶替来的，一起读的进修学院。开始的时候教语文，后来突然改教美术了。“她特别喜欢儿童画，你看，多漂亮。”
黑板上画出了一片图案样的花，海蓝色的叶片，红色的叶脉，白色的花朵和花蕾。
我给每一个人敬酒，隐隐约约记起了他们当年的模样。走到李一面前时，我说，“毛泽东思想是一分为二的”。她吃惊的看着我，眼睛闪起童稚的光。她的眼睛很大，这是我第一次从正面看着她。
记不得我是怎样离开了兰市，上班的时候还在头疼。天民打来电话问好了些吗。我强咬着牙说没事了，“我不是第一个躺下的，也不是最后一个醒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