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该怎么问她。那个洗冷水澡的家伙。冷冷的目光。散发着来苏水味儿的诊室。发皱的白大褂。合拢的窗帘。冷白色的日光灯管。放着碘酒和镊子的金属托盘。一丝不挂等待检查的高梅。我能问她些什么呢？
我不知道。
等我冷静下来，我发现自己并不生高梅的气。反倒会为她心疼。她只是个受害者，而他才是罪魁祸首。虽然我已知道他是个流氓犯，可实际上我仍未确知他究竟是个什么人。虽然都生活在这个被一圈杨树和围墙框定的小小营区里，我们却没有任何交集。我只是偶尔在早操时遇到他。我们戴着大头帽穿着棉衣呵着白气在营院和寒风里跑步，而他则只穿一件薄纸般的衬衫提着两只八磅铁壳暖瓶去水房打开水。那种时候，他看上去忧心忡忡又文质彬彬，我难以把他和一个罪犯联系在一起。这感觉像是小时候父亲指着月亮告诉我曾有宇航员坐着飞船去过那里，可此前我一直认为月亮上只有嫦娥和玉兔，所以在很多年里，我都无法淘汰或更新固有的想象。
但我仍然恨他。我在脑海里对他施加了我所能想到的一切酷刑。然而他身首异处肢体碎裂血肉横飞的样子并不能让我高兴起来。这些想象过于虚弱，无力缓解我的愤懑。我曾在一个头脑发热的下午吩咐电话班不要接转他的电话（我也就有这点权力了），可他们惊讶地看着我说，他从来没往外要过电话，顶多只是接听病号打去的。这让我觉得有些丢脸，只好要求他们当我从来没说过这话。
老兵复员前，教导员怕有人闹事，安排我出一块法纪教育的黑板报。本来已经出好给教导员过了目，第二天一早就要抬到营部门口去展示，我却在半夜爬起来披上大衣跑到俱乐部，用抹布把黑板报中间擦掉一块，然后拿着本《法律选编》开始抄：
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条）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这个摆在营区中心位置的黑板报，因为摆出去还不到一上午就被教导员发现了。他对大家围观黑板报感到纳闷，以往这东西从来没人停下来认真看，更别说三五成群站在那里指指点点了。起初他认为这是好事，还把我表扬了几句。等他发现我的花招时，才怒气冲冲地把我叫到办公室。
你干的这叫什么混账事！刚来的时候你是怎么给我表态的？教导员拍着桌子，要是他看见了会怎么想？还以为是我让你写的！
看见又咋了，他本来就是流氓犯，又没冤枉他。我不服气，他干都干了，别人说一下还不行？
你懂个屁！教导员气得脸发紫，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好一会儿才无力地冲我摆摆手，行吧，你去吧，去把黑板拿回来。
我不明白教导员为什么发这么大火。我对副营长说这纯粹是小题大作，结果副营长看着我说，你这事干得真不咋地道。
我脸立时发烫。
他俩是一个车皮拉过来的老乡，知道不？以前关系铁得很，后来才不行了。
为啥？因为他犯了罪？
不是。副营长走到门口左右张望一下，然后把门关上，他们两个都喜欢宣传股的文化干事，教导员以为自己在隔壁保卫股当干事是近水楼台，结果女干事最后嫁给了那家伙，教导员跟他就不咋来往了。后来出了事，女干事跟他离了婚，带孩子转业走了。那时候教导员在保卫股当股长，军里来人提审的时候教导员负责保障，审着审着，教导员冷不丁冲上去朝他脸上就是一脚，连人带椅子踹了个人仰马翻，弄得军里来的人都傻眼了，那以后就再不许他参加预审了。不过再怎么说，事情也都过去了，教导员肯定是怕你这么一搞，别人还以为他落井下石呢。
这事我咋不知道？我愣了半天说。
你知道个屁，你才来几天，不知道的事多着呢。副营长用指节敲敲窗玻璃说，看见没，有人的地方，那就得有事。
难受了几天，我还是在电话里问了高梅。问得很简单，绝不牵涉任何犯罪细节，虽然我脑子里已经装满了无数未经考证的细节。即使如此我还怕她生气，可看来她没有。我总算也明白了高梅毕业前为什么不愿分回团里，那种抗拒强烈得仿佛能要了她的命。和高考生不一样，部队生毕业分配的原则是哪来哪去，也就是说，从哪个部队考出来的，没特殊原因还会分回原部队。当时我问她原部队到底哪不好，她只是说，那地方太苦了，绝对没法呆。当时我还觉得她的理由牵强可笑，现在看来，其实再正常不过了。
这事你早晚都会知道的，所有人都会。所以毕业的时候我一直叫你别犯傻，别到这儿来，你就是不听。电话里她口气很淡，因为我知道你会后悔的。
我干吗后悔，我才不会。我有点底气不足，爱一个人难道不该付出点代价吗？
早晚你会后悔的。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早跟你说了，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她总这么说。最初拒绝我的表白时，她就这么说。我问她为啥，她说不为啥，反正就是。这种缺乏响应的状态持续了很久，像拨打一部永远无人接听的电话，到后来连我也开始觉得无趣。可在我已经有了放弃的打算时，她对我的态度又突然热烈起来，那大概是在毕业分配前两个月。有一天她突然打电话到队里找我，说要请我吃饭。那是她第一次给我主动打电话。
那两个月里，我们经常去教保处吃冷饮，或者去服务社二楼吃饺子。我吻过她抚摸过她，当然不止于此。赤裸着的她温柔又耐心地引导我帮助我，并且再没说过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了。当然，她也反复强调对将要分回原部队的恐惧，我无法理解却心疼不已。我认为我应该为她做点什么，于是去找了所有我认识的领导，试图能让高梅不回原部队，直到他们都开始躲我。
她们队领导找她谈完话的那个晚上，她在教学大楼后面的假山旁边抱着我痛哭了一场，哭完了以后，她又恢复了那种淡淡的表情。她坚决让我放弃申请去边远艰苦部队的愚蠢举动，否则她再也不会理睬我。我说到做到。她这么对我说。而彼时我胸中涌动着为爱牺牲的海量激情，自然不会听她的。从那天开始，她重新启用了这句话，并开始疏远我。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那时我听到这话时觉得温暖，因为这表明她不想连累我，显然是种爱的表达。可渐渐发觉一切并非如此。到了团里我愈发慌张，因为她对我的冷淡显而易见。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这话她每说一次，似乎就离我更远一些。我想阻止却无法阻止她这么说。那是她的看法，而看法类似时光或者命运，无法阻止。我从前以为我们之间维系着一根感情的线索，只要我坚持下去，总有一天可以把她拉进我怀里。可后来我慢慢发现，有些事情努力也是徒劳，就像骑着单车永远也无法登上月球。维系我们的其实只是根橡皮筋，我越是用力，就离她越远。又仿佛是不断扩张的宇宙中两个小小天体，正在无尽黑暗中默默地彼此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