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头猪到上秋的时候，就长到二百斤了，不用秤量，母亲喂食时用手掌丈量着猪脊背就估算出来了。这已经突破了我家养猪的纪录，母亲的喜悦不言而喻。每次出去喂食回来，她都对坐在炕沿低头抽叶子烟的父亲说：“这头猪真好，你瞧它吃得多上食啊！”父亲听了怔了怔，他现在不穿那件带兜盖的蓝卡琪上衣了，身上多是一件蹭着油迹和青菜绿迹的白上衣。不过他的长脸倒有些发胖，他中午一般都在食堂吃。
入冬的第一场飘雪给我们带来了盼头，尽管离进腊月还早着呢。一大清早，哥就跳进猪圈里去，给猪窝里又垫了他秋天从山上割回来的干草。听见它舒服地“哼哼”叫了两声，它还不知道冬天的来临对它意味着什么。
从哥的眼神里我倒读出一种陌生的神色来，他好像盼着日子慢点过。墙上日历牌他从不主动去翻，以前他都是一页一页叠起来的。如果有谁说出“过年”的字眼，他就会说：“你就不怕过一年少活一年么？”这话让我们听起来有些惊悚。以前他比谁都盼着过年的，因为过年第一个有新衣服穿的就是他，而我们则要捡他穿剩下的穿。如果家里钱和布票宽余，我还有希望穿新衣，而三弟、四弟是彻底无望了。
这头大肥猪就是我们家过年的盼头。这一点我们已从母亲的眼神里看出来了。她可能早已在心里头盘算好这头猪可以卖多少钱了，当然她是不会把实话告诉我们的，只有在夜里躺在炕上时她会悄悄地跟父亲说。
山里一进入腊月就十分寒冷了。热气腾腾的猪食倒在猪槽子里不一会就会冻成冰茬，好在大白猪很快就“咣叽、咣叽——”把一槽子猪食吃光。吃完，它身上的白毛就挂上了一层白霜。夜里的白毛风让院子里地上和猪窝黄泥棚顶都凝着一层亮晶晶的白霜花。
母亲已在日历上画好了杀猪的日子，腊月初七，杀七不杀八，也是山里的规矩。父亲头一天就去请了霍杀猪匠，回来说霍杀猪匠一口就应承了下来。
一大清早起来，就听母亲在“唰、唰”一遍一遍地在刷洗那口十二印大铁锅，这口锅是从二姨家借来的，我们家杀猪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大一口大锅。锅用四块山青石支在了院子里，锅底下烧着柞木拌子和桦木拌子，“噼噼啪啪”脆响，我负责填拌子，哥躲了出去。
七点钟不到，霍杀猪匠就到我家里来了。父亲把烟卷递给他，他接了，吸了一口，去打量圈栏里的白猪，嘴里说：“嗬，好大的个儿啊……”父亲就一脸灿烂的笑。
接着二姨父和另外两个请来帮忙的邻居也到了。霍杀猪匠和二姨父跳进猪栏里去，把猪腿绑了，两个人用柞木杠子抬出来。院子里父亲早拿过来一杆他从食堂借来的磅秤，另两个邻居也插过一个杠子来，两个杠子在磅秤杆上头插成十字花形，将那头“呜呜”叫着的白猪勉强吊起来，离地只有一巴掌。父亲掌秤砣，他盯着那抖动的粗秤杆小心地看着。
“多少斤？”霍杀猪匠问。
“三百零五、零六斤……”父亲的喉结坚涩地蠕动了一下。
“给它灌灌肠。”放下来霍杀猪匠说了一句。
站在一边紧张观看的母亲明白过来，去端来一盆稀泔水，放到地上的猪头嘴旁。那猪前腿跪地扭着头抬起嘴来，“咣叽、咣叽”喝起来。一般杀猪前，都要喂一些稀的，一来增加份量，二来倒洗肠子时也不容易挂肠。
等猪吃完那盆泔水，重新被吊了起来，这回霍杀猪匠又问：“多少斤？”
父亲眼睛放光，大声说：“三百一十一斤。”
我看见二姨夫的目光不自然地移到一边去，我家这头猪比他家那年杀的猪还要重一斤。围在障子院外看热闹的人也听到了，从他们嘴里“喷啧”吐出一圈又一圈的白雾来。
院子里支起的那口大锅已被我烧红了锅边，听到那边传来一声，“躲远了看，溅上血就别吃血肠喽—一”
一道白光捅下去时，我扭转了头，听那猪死命地长长哀嚎了一声，红光出来时，叫声才渐渐小了下去。
咽了气的白猪被抬到锅边来，霍杀猪匠吹鼓了气后，又和人搭手把猪抬到锅沿上，他一遍一遍舀着锅里的水浇在猪身上，之后他就蹲在一张椅子上，手里拿上锃亮的刮猪毛铁皮板，动手刮起猪毛来。他嘴里一遍又一遍地说：“这猪毛可真白净，是我杀了一辈子猪也没见过这么白净的猪毛。”父亲用眼睛去寻哥，哥早巳不见了身影。
白猪毛一片片被掳到地上，带出的水还烫着，可是淌到地上不一会儿就结成了冰，带着毛硬扎扎地粘在地上了。
冷天加快了霍杀猪匠做活的进度，一上午他就把所有的活计做停当了，那一大铁盆猪血也叫他灌好了血肠。
之后，父亲就陪着他们进屋吸烟去了，等着锅里的肉、猪肝猪心猪肺烀好，上桌。
里屋吃喝上了，母亲在外屋炖杀猪菜，这回她舍得往锅里放白肉和血肠了，还时不时把切好的白肉、血肠往我们嘴里塞上一块。
“你哥呢？”母亲突然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