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击者
白云生像以往一样准时醒了过来，他洗漱完毕，看了一眼钟，9点50分。他走上阳台，把望远镜举起来，野鸽子还没飞过来，不过应该很快了。鸟类的行为是很有规律的，而作为一个鸟类学家，白云生的生活同样有规律。
河对面阳台上的男人也在，这个时间，他一般都会在阳台上晒太阳。男人戴着鸭舌帽，看姿势像是躺在一张椅子上，阳台是两面高中间低的V字形，他的脸朝着侧面，似乎在和谁说话。由于角度问题，白云生看不到男人右边的位置，他微笑着想：这年头生活有规律的人太少了，能碰上一个也算荣幸。
野鸽子飞过来了，在那幢楼前飞来飞去，不时停留在某一户人家的阳台上，然后又飞起来继续盘旋。白云生的望远镜镜头跟着鸽子晃来晃去，突然，他发现对面的阳台有些异样。
平时老老实实地坐着晒太阳的男人，不知怎么变高了，白云生以为他是站起来了，但随即发现，那男人的姿势十分古怪：上身向前倾，一只手向后挥打着，另一只手则死命地抵着阳台的墙。因为阳台是半封闭的，白云生无法看到下面，但他能感觉到有人从下面在推那男人。
男人的上半身越过了阳台，他挣扎得更加激烈了。白云生的心怦怦乱跳，可离得这么远，他赶不过去，报警恐怕也来不及了。就在他犹豫的时候，男人张大嘴似乎喊了句什么，整个身体不情愿地越过了阳台，坠落下去。
白云生惊叫一声，用望远镜向下看。其实他也知道，自己的楼层是12楼，对方的楼层也差不多，摔下去绝无生还的希望。于是，他颤抖着手拨打了报警电话。
报警的不仅有白云生，还有一个过路人和住对面那幢楼10楼的人。由于观察的角度不同，三个目击者提供的资料也不相同。
警官陆涛仔细地看着这三份记录：
过路人说，他听到空中有人喊叫，没等抬头，那人已经摔在了地上，血肉横飞。至于喊叫什么，和死者摔下来之前的状态，他一无所知。
住10楼的是个女孩，她在阳台上晾晒衣服，突然听见有人喊救命，她确定是楼上传来的声音，抬头向上看，没想到“呼”的一声，上面飞下一个人来。
白云生目睹了死者坠楼的全过程，但是离得远，他没有听到对面的声音。根据白云生看到的情况，陆涛觉得不像是一起自杀案或意外，尽管从现场看非常像。
现场的阳台上有一张轮椅，轮椅上有一本书和一支笔。看来，死者临死前在看书。书和笔上都没有其他人的指纹，检测后已经封存起来。死者的手指缝里有一根头发，当然，这也可能是死者自己的。陆涛小心地将头发装进小瓶里，带了回去。
死者叫梁清，是个作家，和妻子王月玲居住在1201室。王月玲是国企的会计，案发当天是周三，她在单位上班，梁清一个人在家。地面的瓷砖清洁过，没有鞋印。因此，警方倾向于认为梁清是自杀，在得知他的身体状况后就更加肯定了。
梁清在一个月前瘫痪了。半年前，他得了脊髓炎，虽然经过治疗有所控制，但一个月前病情突然加重，双腿瘫痪。一个瘫痪的人想自杀很正常，而且，脊髓炎这种病，最后可能会导致失明。
二、瘫痪者
陆涛总觉得不对劲：根据白云生和10楼女孩的证词，死者坠楼前曾拼命挣扎，而且，想自杀的人又怎么会喊救命呢？
但是，大部分人都认为是自杀，对陆涛提出的两个疑点，大家也认为容易解释：首先，双腿瘫痪的人爬墙，动作肯定和普通人不一样。离那么远的距离，白云生在望远镜里看到的情景，有可能误认为梁清是在挣扎。其次，10楼女孩听到的“救命”声，从心理学角度讲，也很容易解释。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在遇到强烈刺激的情况下，往往会臆想出一些情节来，让事情变得合理。比如一个溺水被救的人，腿上有伤口，他坚持说是一条鲨鱼攻击了他，甚至连鲨鱼的颜色都说得一清二楚。事实上，那片水域从来没有鲨鱼，他的腿不过是被水下的石头割伤了。在此案中，女孩很可能先看到人摔下来，潜意识里觉得那人应该会喊“救命”，从而在内心坚信这一点。
陆涛找到了给梁清治疗的医生。医生说，梁清的病本来已略有起色，最近突然加重了。脊髓炎是医学难题，没有明确的发病规律，这并不奇怪。
陆涛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按梁清的病情，他有可能自己爬到
陆涛调查了梁清的经济状况：他不算是畅销作家，收入与妻子差不多。住的房子是几年前买的，这几年房地产升值，倒是值不少钱了。
陆涛回到警局，一个穿西装的女孩正在等他。女孩叫陈雨，是保险公司的职员，负责保单的审核和理赔。她开门见山地说：“我代表公司来向警方求助，我公司也在调查，但最终要以警方的结论为准。如果警方确认梁清是自杀，我公司将不用赔偿；如果警方确认是死于意外或者凶杀，我们就得支付保险金。”
陆涛愣了一下：“梁清买保险了？”陈雨点头：“人寿保险。一年前买的，那时他还没有得病。说是结婚纪念日给老婆的礼物，保额三百万。”
陆涛问：“死者的妻子知道吗？”陈雨说：“知道。我已经找过她，她问什么时候能拿到保险金，我说要等警方的结论。”陆涛点点头：“回去等消息吧，保持联系。”
陈雨走后，陆涛接到了技术科的电话：那根头发的鉴定结果出来了，并不是死者本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