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生不如死
张强马不停蹄地转汽车、火车，他不敢在大站上下车，都是在一些县城的小站上下，最后终于跑到了内蒙古最边缘的地方。他以前听人说过，在内蒙最边缘的地带，只有牧民放牧才会短暂停留，方圆百里都没有人烟。但他要生活，他找到了当地的一个小煤矿，在煤矿里有很多外来的工人，其中一部分人像张强一样，没有身份证，干最苦最累的活。
张强与外界隔绝地过了一年，他终于受不了了，辞了工，搭着拉煤的车到了旗里的火车站。在那里，张强给广东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妻子告诉他，警察仍然三天两头往家里跑，询问他的消息。张强没敢告诉妻子自己在哪里，只是告诉她自己很好，别担心。
张强又给厂里打了个电话，副经理告诉他，工厂经营得不错，只是由于法人代表不在，很多业务都开展不了。张强告诉他，自己以前曾准备过一份授权书，是为了防备万一将来有债务纠纷用的。授权书把工厂的一切股份和权利授权给自己的妻子，还有同时准备的一份离婚协议书，都放在自己的私人保险柜里。现在是用的时候了。
张强从内蒙又去了云南，到中缅边境待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警方严打，他查觉出了危险，于是又跑到新疆去摘棉花，混在大批的民工中。棉花摘完后，民工们都回家了，他也不敢再逗留，重新回到了内蒙，找了另一个小煤矿干活。
时间如流水，转眼五年过去了，张强已经从一个踌躇满志的老板，变成了一个木讷沉默的矿工。他全身的每一寸皮肤都渗透着煤的颜色，只有常年不见阳光的头发反而变得花白。他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每年春节，他都和几个同样无家可归的矿工跑到旗里去大醉一场，有几次喝醉后，他迷迷瞪瞪冲着旗里唯一的派出所走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解脱吧，解脱就好了。但每次都让那几个人给拉回来了。他知道，那几个人身上也不干净，他们怕被他连累。他每年春节都给妻子打电话，妻子告诉他，警察一直在找他。他不敢往老家打了，怕警察盯着父母的电话，也怕父母担心。
这天正在采煤时，突然头顶传来一声可怕的声响，然后听见有人没命地叫了一声：“塌方了！”在井下的几个人扔下工具，拼命往上跑，张强刚跑出去，煤窑就轰一声塌了。他眼睁睁看着两个没跑出去的工人被埋在了里面。
死里逃生的张强愣愣地看着大家扒土救人。埋着的两个工人春节都跟他喝过酒，有一个来的时间比他还长，他们一定也很想家，但因为某种原因，他们不敢回家，只是期待着，有一天能回家。现在他们解脱了，永远也不用再想家了。
第二天，张强洗了个澡，换上自己最好的衣服，搭着运煤车来到了旗里，他要向警方自首。派出所值班的民警仔细对比了资料，疑惑地说：“不对啊，从来没有通报过这起案子啊。要不你等等，我联系一下当地警方。”打了几通电话之后，民警奇怪地看着张强：“兄弟，你是不是矿工？”张强点点头，民警松了口气：“为了维护矿区治安，局里专门给我们培训过，长期从事矿业工作，尤其是井下工作的，经常会出现你这样的轻微抑郁或精神紊乱，和春运时坐火车的症状是一样的，一般来说没事，但不能掉以轻心。我看你还是到医院看看吧。”
张强迷迷糊糊地走出派出所，他不敢相信，难道七年过去了，这事被淡忘了？他忽然想到一种可能，会不会是当地警方为了掩盖失误，把这事彻底遮掩过去了呢？
张强陡然生出希望，他买了车票，直奔老家。到了县城后，他小心翼翼地打听，但连街边最八卦的摆算命摊的人都没听说警局发生过枪击命案。看来警方真是没抓到他，就把这事给掩盖了。张强偷偷进了村，戴着帽子和墨镜，居然没人认出他来，七年的流浪和地下生活，他的容貌变化太大了，即使不戴墨镜和帽子恐怕也没人能认出来。他到家附近远远地看，却发现家里已经是一片断壁残垣。他假装是张家的远房亲戚，向村里人打听，村里人告诉他：他父母回来后，不断被村里人唾骂，尤其是李玉父母，每天到他家门前烧纸哭，他父亲一病不起，没两个月就去世了，他母亲半年后也去了。还是村主任主持，把他们埋在了村东头的坟地里。
张强买了瓶白酒，失魂落魄地走到村东头，找到父母的坟，喝得大醉，痛哭流涕。迷迷糊糊间，有人拍他的肩膀，他抬起头来，顿时酒吓醒了一半。眼前站着的，竟然是梁平！虽然他面貌变化同样很大，也花白了头发，但张强还是认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