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良给作品起名为“垃圾围城”。2009年12月，凭借《垃圾围城》，王久良在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家年展上获得“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新华社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报道，北京市的有关部门也专门约见了王久良。市政府还出台了文件，宣布直接投资100亿元的专项资金，新建、改建40余处垃圾处理设施，彻底治理北京周边的垃圾场。一些媒体也先后向王久良发出邀请，给他提供摄影记者的职位。这曾经是他向往的职业，但他犹豫再三，一一婉拒了。他担心因为身份和时间的限制，无法“相对自由地表达”。拍个片子“跟做贼一样”
按照计划，王久良的四人团队将在一年内完成《塑料王国》全部的拍摄和剪辑。但从前期调研开始，他们就不断地遭到一些利益相关方的干扰和阻挠。很快，钱花得差不多了，东西却没拍到多少。拿到一点儿钱就拍上一阵子，没钱了就又去找。就这样拍拍停停，最终用28个月才完成拍摄。
除了资金，他们还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如何对付人。在这个有太多灰色地带的隐秘行当里，这样的拍摄就是“揭黑”“曝光”。有一次，他们刚在当地租了房子，房东就被人威胁，不得不把他们赶走，房东直接把铺盖行李都扔出了门外。还有一次，他们到河北的一处塑料回收基地做调研，下车才半个小时，当地政府的车就直接开到了他们面前……为了防止人多目标大，拍摄团队从刚开始的四个人减成两个，最后只剩下了王久良一人。
在那些日子里，王久良被地痞流氓围堵过，也被人打过，很多时候，他都要一边拍摄一边四处张望，“差不多跟做贼一样”。为了阻止他的工作，某地方政府甚至派人去了他的老家，又到北京找了他的亲友，软硬兼施，希望他能离开当地，他表面上答应了，但没过多久就又转了回去。“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污染，而是人心”
《塑料王国》记录了在堆满各种垃圾、臭气熏天、苍蝇遍布的车间里，一个工人的孩子因为病菌感染而患上了黄水疮，大大小小的脓疮长得满头满脸;另一个孩子，拿着一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废弃针管，毫无戒备地塞进嘴里玩。而他们的父母正在一旁处理着那些印有各国文字的“洋垃圾”，没有时间和精力管他们，也并不在乎。
跟拍久了，王久良说，他常常感到内心很分裂。一方面，他和塑料厂的业主、工人们一起吃饭、聊天，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感情;可另一方面，他又实在没办法喜欢上他们。他同情他们的境遇，理解他们的无奈，却还是没办法认同他们的选择。“明明知道是污染，为什么还要做这个？”王久良试图给他们讲道理。可对方往往会说：“水泥厂有污染吧？化工厂有污染吧？都有污染。所以这是正常的，是不可避免的。”关于环境、健康、子孙后代的大概念，就这样被他们轻而易举地，用一种看似无比正常、合理的逻辑化解掉了。
就这样，大大小小的利益相关者用虚假的繁荣应对着来自外界的审视与追问，竭尽全力地维护着这个庞大的产业。而那些贫穷的、生活在底层又缺少选择余地的人，为了被层层盘剥后剩下的一点点微薄利润，心甘情愿地牺牲掉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健康甚至生命。
“走到下面之后，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污染，而是人心。”王久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