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正是路遥创作的调整期，因为我们聊得很投缘，我后来几乎每个月都去他家一两次。我可以深深感受到，路遥在创作上是孤独的，他所要走的文学之路可能常人很难企及，他把文学看得过于纯粹而神圣，所以他注定要孤独地往下走。这可能与他苦难的童年和年轻时的经历有关。
路遥7岁时，因为家境贫困，父亲领着他从清涧走了两天，到达200多里外的延川县，把他过继给没有子嗣而同样贫困的伯父。路遥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发生任何改变，相反在贫困上又增加了一份委屈和自卑。由于是外来的，他常常受到同村孩子无端的打骂，所以，路遥说他童年最刻骨铭心的记忆除了饥饿就是遍体的伤痕。虽然年龄小，但童年的路遥已经扛起家里的生活重担，下地、拾粪、砍柴，像孙少安一样，什么样的重活、累活他都干过。他说：“我生来就是大人。”
然而，命运和路遥开了一个大玩笑。
“文革”开始时，路遥正在县城上学。他像很多学生一样热情高涨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1968年，19岁的路遥作为学生领袖成为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但很快就被这场运动深深地抛入谷底，回到原点。在农村劳动时，他像孙少平一样，没有屈从于命运的安排，政治上的失意更加速了他在文学这条路上的步伐，他对文学的痴爱陪他度过了那段昏暗而难忘的岁月。他几乎读遍了在他们县城能够找到的所有文学名著，在文学的海洋中找到了自己的快乐。1973年县里推荐有为青年上大学，本来推荐他上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但由于他的履历，他被那两所学校拒绝，后来延安大学录取了他。
路遥从延安大学毕业后到《延河》杂志社工作，创作成为他生活的全部，因为他从没有真正离开他生活过的那片土地，所以他的故事百转千回，总是与那片土地紧紧相连。在政治上无法实现的梦想，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实现了;在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浪漫爱情，在他的作品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所以，《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连续获奖后，他仍然能选择放弃充满鲜花和掌声的生活，回到陕北乡下，选择孤独寂寞，用6年时间如牛马般劳动、如土地般奉献，最终创作出百万字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他说：“尽管创作的过程无比艰辛，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是那个结果。”
1991年3月，从北京传来《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消息。朋友们奔走相告，路遥当然也非常高兴。他对我说：“我当初只想把我想写的东西完成，获奖的事情确实没有想过。”他从北京领奖回来，打电话让我去他家，原来他带回了100套再版的书，说要送朋友。我去的时候他已给我签好名，路遥说：“你是第一个接受这套新版书的人。”后来我听说，路遥连去北京的路费都没有，还是他弟弟天乐借了5000块钱给他，他才能去北京领奖。给路遥送钱的时候，天乐说：“你千万不要再获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了，要不然，我从哪里给你弄外汇去。”
路遥的贫困我是知道的，但借钱去北京的事我一直没好意思问他。路遥有两个爱好：抽烟和看足球。他唯一一次出访德国，没有去看任何名胜古迹，而是请主办方安排看了一场德甲比赛，回来后津津乐道了许久。路遥的烟瘾很大，抽的都是红塔山，10块钱一包，在当时算是很高的消费了。路遥说：“饭吃饱就行，烟一定要抽好的。物质可以贫困，但精神世界必须富裕。”所以，他吃饭非常简单，陕西省作家协会周围的小吃摊他几乎吃遍了，每天的伙食费可能不及一包烟钱。
1991年秋后的一天，路遥突然对我说：“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给你们杂志写稿子吗？我想好了，就按你的建议写一下《平凡的世界》创作中的一些情况。虽然我从不和人家谈什么创作，我觉得创作是纯私人的东西，不可以拿来示众，但这次我想破例。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早晨从中午开始》。”
虽然我和路遥相识很早，但真正了解他、理解他后，我感受到他内心汹涌澎湃的激情和对文学近乎顶礼膜拜的虔诚。起初我的确想请他给我写稿，但后来我们熟悉并成为好朋友后，我反而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不想为难路遥。面对神圣的文学，他不会违心地应邀为任何杂志写稿，他只有想好了要写什么、自己想写的时候才会去写。现在他突然说要为我而写，我当然非常高兴。
路遥写东西的时候不能被打扰，他对文学有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当然，他创作的时候一般人也找不到他。所以，从那以后，我没有再找他聊天，我知道他写好后一定会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