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是正确的，党的原则是好的，之所以出现种种坏现象，那不过是“小希特勒们”在地方上的胡作非为。尽管希特勒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依然认为希特勒对德国有战略上的贡献，这一“贡献”的实质就是他们经济生活改善的某种折射，但他们即便在战后也不追问，这一贡献究竟如何而来，是否干净？究竟让这个世界、也让德国自身付出了多大代价？选择性失明
选择性失明是这群小人物的共有特征，在他们的生活范围内总会有犹太人的存在，纳粹上台后犹太人迅速减少，一个个从自己的身边消失。对于一件“无害”的事情，他们是理所当然的“知情人”：他们知道犹太人被允许携带财产离开，知道“只有少部分人”被送进集中营，理由是他们是德国的叛徒。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被驱逐的犹太人只允许随身携带五十至一百马克，“更不知道”占领区几乎所有犹太人都被关进集中营，因为一旦知道这些，内心要承受煎熬，良知要受到折磨。
齐克隆B原本是一种除虫剂，化工厂经理得到的却是没有任何书面信息、只有口头通知的机密订单。工厂经理很可能听说过对犹太人“最后解决”的方案，只要他稍加观察，也许就能知道齐克隆B的用途，但没有任何人关心它的去向。属于中间阶层的工厂经理尚且如此，那些真正的“小人物”会更好吗？
当然，他们往往确实不知道真相，这是一个事实，但只要他们稍加留意，就可能很快知道真相：在德国，纳粹党并不刻意避讳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在报纸上恶毒地攻击犹太人，在街头随意殴打、羞辱犹太人，他们的犹太邻居被驱逐，这些事就发生在他们身边。这种暴行却不能在他们内心产生一点怜悯和反省——什么样的政权允许如此荼毒自己的人民？德国的情况很复杂
德国人——即便在战后，似乎从来没有受到过良心的谴责。
曾经流亡美国的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于1949年12月回到德国考察，她这样描摹战后德国人的精神状态：集体性的麻木不仁。在欧洲其他地方都不像在德国这样，德国人对实施这种骇人听闻的恐怖行为无动于衷，看不出他们有多少悲伤情怀。
精神死亡的恐怖性和疯狂的纳粹主义的恐怖性是一致的。
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要这些德国人承担罪责是困难的。战后在对战犯进行处决后，《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人类已经进入拥有全球性道德的新时代”，但“全球性道德”不论是对纳粹党领袖还是普通民众统统地不具备。刽子手们为此辩解，说自己都是按照命令行事，至于普通公众更觉得自己对这些罪恶一无所知。他们拒绝服罪，拒绝忏悔。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纽伦堡审判没有从根本上对德国人产生什么影响。
选择性失明的过程也是选择性记忆的过程。面对严重的犯罪事实，他们总是自艾自怜地选择自己需要的记忆为自己进行辩护，总是想从自己或国家的创痛开始书写历史，对造成这种创痛的原因却只字不提。对一战态度如此，对二战态度依然如此：你提及1914年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就谈论1918年的战败;你提及1939年发动的世界大战，他们就会说1945年的战败。仿佛全世界都在与德国为敌，法西斯德国则是无辜的。
迈耶认为，希特勒的屠杀是他与德国人之间相互授权的结果，德国人将自己的权利拱手相让，纳粹政权也就必然为所欲为。
德国人并不这么认为，既然不愿意面对大屠杀，也就更不会承认自己曾经“授权”杀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说辞，总觉得德国与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的情况不同于你们……我们的情况极为复杂、困难、微妙……”他们拥戴希特勒，承认纳粹政权的合法性，这样，希特勒的罪责就必然与国民的责任联系在一起。这群小人物，既不做出任何反抗的姿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
正是出于对权威、权力的无条件臣服，德国人的性格一方面表现得十分精细、准确、守纪律，另一方面又非常冷漠、麻木。当他们以此作为自己民族的精神依据时，不论什么滔天罪恶都敢干。在他们看来，这么做或者那么做，都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为什么会这样
德国文化是精英式的，他们创造了非常精细的文明，19世纪德国的文化在整个西方也堪称出类拔萃，他们创造了理论，也掌握了理论，于是，“理论就变成了激情”，不仅全心全意地进行创造，也全心全意地追随纳粹运动。德国人把一种独特的精神归于自己，而把一些低劣的精神当作其他民族的产物。当这种民族感情或者说民族性格被纳粹主义所利用时，立刻变身为极端种族主义，纳粹分子“把自己看作是地球上的精英人物，并要把地球上其他各种各样的人都送进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