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总是处于绝对性的两极，一面是自大狂妄，一面是宵小猥琐，他们在处理小事情（无关价值观的具体事务上，如专业的、程序的）时非常认真仔细，但在处理那些根本的和致命的（如原则的、道义的）问题上，他们反倒马马虎虎。在剧烈变化的19世纪，日耳曼人没有适应这个世界的变化，愈发地沉沦和堕落。他们希望拥有一个具有广阔共建的、但仅仅适合德国人生活的世界，所以，他们迫不及待地希望恢复固有秩序。但他们没能回到过去的时代，最终却成为民族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及信念的动摇者。正是对现实的不适应，使德国人对超人产生了强烈的渴望，试图取得超人般的成就。于是，希特勒出现了。
但精英只能是一部分人。雅利安人面对犹太人、斯拉夫人的时候是高贵的，而在更多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另一个雅利安人，于是，他们又立刻自我矮化为“小人物”，他们会因为自己是“小人物”而自私到令人错愕的地步。恰恰就是这群日常生活中极端自我的德国人，变成了成群结队的爱国者，变成了为德国利益能够即刻做出自我牺牲的人。在爱国主义旗帜之下，他们首先是道德堕落，接着便丧失了人性。
德国人的理想是危险的——他们有责任感，但从不强调个体的责任;他们也依靠信条，却只是自己的信条。他们把自己的精神交给了“小人物”，从来不曾发生过“内心冲突”，不论做什么、选择什么都显得那么淡定，那么坦然。
他们遵守纪律并执行命令，却从不过问命令的来源和内容是否合法。
自由，是一种选择的习惯，德国人不习惯自由。
我们无法带着微笑去面对极权主义的罪恶，但我们毕竟看到，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极权主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尤其在经历过这种罪恶统治之后，人类在不断地反思、不断地审视和批判自我，德国也不例外。尽管我们看到德国一代人的精神性死亡，但终究还有如马丁·尼莫拉牧师这样的人。在二战的火焰刚刚熄灭不久，1945年10月他与柏林勃兰登堡教堂主教弗里德里希·戴贝里斯、后来成为西德总统的古斯塔夫·海涅曼等十一人起草了《斯图加特悔罪书》，对新教支持希特勒和纳粹的行为进行反省和忏悔。而牧师本人更以一首著名的忏悔诗《起初他们》赢得了崇高声誉：起初他们
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当德国人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也是德国真正走向现代文明的开端。一代人的精神死亡了，另一代人却从死亡的废墟中站立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