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所有这些永无休止的消费，是否导致了明显的幸福增长呢?
在最近的研究中，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心理学家盖伦·V·博登豪森(Galen V. Bodenhausen)把消费和异常的反社会行为相联系。博登豪森教授发现，“不论个性如何，在消费心态被激活的情况下，人们的福祉中显示出同类的问题模式，包括负面情绪和与社会脱节”。尽管美国的消费活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而幸福指数却一直持平。
我并不知道，在我生活在苏豪区的最初几个月里，我在自己的公寓中收集的小玩意属于一种异常的反社会行为的一部分。我当时只是在随大流，开办一些从未真正启动的初创企业，然后我遇到了来自安道尔的美女奥尔加(Olga)，并跌入爱河。我与那些物品的关系迅速地瓦解了。
在她的护照过期后，我跟着她去了巴塞罗那，我们住在一间窄小的公寓中，心满意足且深深相爱，直到我们意识到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留在西班牙。我们收拾了一些衣服，一些洗漱用品和几台笔记本电脑，就踏上了旅途。我们曾生活在曼谷、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多伦多，以及其间的许多落脚点。
作为一名有强迫症的企业家，我的办公室就是我的太阳能背包，通过它我无时无刻不在工作，并开办新的公司。我创建了一些空想改良派的公司，例如“我们乐于为您效劳”(We Are Happy to Serve You)，这家公司制造标志性的纽约市Anthora咖啡杯的陶瓷版本，这种杯子可被回收利用;以及TreeHugger.com，这是一个环境设计博客网站，我后来把它卖给了探索通信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我的生活充满了爱情、探险和我所关心的工作。我感到自由，且并不怀念那辆车、那些玩意儿和那房子;相反，我感觉自己就像是逃离了一份没有前途的工作。
和奥尔加之间的关系最终结束了，但我的生活不再是老样子了。我的生活变小了一些，旅行装备也少了些。我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我试着让自己的旅行瘦身，合并一些旅行并购买碳补偿。除此以外，我的碳足迹比我之前的超大型生活减少了很多，这让我感觉好多了。
从直觉上，我们知道生活中最好的东西根本就不是某样东西，而人际关系、经历和有意义的工作才是幸福生活的主题。
和任何人一样，我也喜欢物质上的东西。我在学校学习的是商品设计。我喜欢小玩意、衣服和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我的经验显示出，在到了某个特定水平之后，物品会拥有一种排挤情感需求的趋势，而它们本应是用来支持后者的。
在曼谷街头与奥尔加漫步的一秒钟时间都要比我曾拥有的任何一件物品更加珍贵。物品常常在占据物理空间的同时，还会占据精神空间。
我仍旧是一名终身创业者，而我最近的项目是设计精巧构筑的小型房屋，这种住房可以支撑我们的生活，而不是破坏生活，比如我所居住的40平方米的空间。我设计的这类房间所包含的东西较少，使得房主更容易量入为出，并且减少他们的环境足迹。我的公寓可以舒适地睡下四个人;我常常与12个人一起共进晚餐。我的空间设计良好，价格低廉，而其功能可以达到普通生活空间的两倍。作为TreeHugger网站的创始人，我因为知道自己没有浪费所需之外的资源而长夜安乐。我拥有的东西更少了，但我有了更多的享受。
我的空间很小，我的生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