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朗润、镜春两园逶迤向西，林间山崖，婉转隐约，顷刻间未名湖展开了它冰封的湖面。湖滨柳岸萧瑟，叶已落尽，空有枝条在寒风中摇曳。沿湖小道两旁，昔日葳蕤的花草也已枯黄。这边是斯诺墓，这位充满爱心与正义的美国人，选择这里的一角长眠。墓地面对着花神庙。花神庙那边有一片略为开阔的地面，稀疏地立着供人们休憩的几张靠椅。那年也是在清晨，也是在这里，晨曦中但见朱光潜先生在练拳。趋前请安，先生告诉我，这套拳法是他自编的。80年代，先生还未退休，身材精干，脸色红润，双目炯然。那时他正在紧张地翻译维柯的《新科学》。他是康健的，记得当年英国一剧团来华演出莎士比亚戏剧，朱先生挤公共汽车去展览馆看戏，一时引发舆论热议。在北大，年长资深的教授挤公共汽车是常事，不稀奇的。
临湖轩优美地隐藏在竹林中。竹子呈青绿色，有点暗，带着与霜冻抗争的痕迹。这里曾是司徒雷登校长的住所。司徒校长当年主事燕京大学，这里是燕大师生感到亲切并且向往的地方。据说冰心先生的婚礼是在临湖轩举行的，司徒雷登校长主持了她的婚礼。此刻竹影婆娑，似乎参加婚礼的人们还沉浸在昨夜美丽的满是香槟和鲜花的回忆中。对于司徒雷登而言，这里当然也是他最不忍离开的地方。燕大的校友们、北大的师生们对他的思念是永远的。我选择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清晨，向至今还活泼泼地生存在这里的精魂致敬。我怕惊动他们，蹑着脚步，又不免沉重，因为这方土地的负载太沉重了。
绕湖一周，习惯性地回到了燕南园，这是我从学生时代就隐秘地钟情的地方。院子不大，内涵却深厚，花径弯曲，总觉绵长无尽。三松堂人去楼空，三棵“院树”（宗璞先生“封”的）依然凌寒而立，发出严寒中凝聚的苍绿的光焰。路经冰心先生当年的小楼，仿佛见她正推着婴儿车款步于花荫，裙裾迎风，风姿绰约。周培源先生的家就在近旁，那日我陪徐迟先生拜访他，在他的书房聆听他关于湍流的论说——周先生到最后都没有同意三峡工程。
燕南园集中了燕园最瑰丽的风景，他们劳作过，思想过，快乐过，也痛苦过。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作为学者，他们的人格是独立的。一旦有人试图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试图摧毁他们的学术尊严，温文尔雅的他们，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抗争。燕园的居民都记得，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及其夫人，曾经以最断然、也最惨烈的方式把自己写进了历史。他们，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人以自己的方式决然离去，成为这座园林始终不能愈合的伤口。尽管我的脚步轻轻，但我还是触动了历史最敏感的一页，我还是惊动了那些曾经爱过，曾经痛过，曾经辛劳过，也曾经幸福过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