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我失去了她。
不应剥夺精神病患者的尊严
为了配合妻子的治疗，我再次成为医生的“帮凶”，严厉控制着朱莉娅的行为。这时，朋友送了我一本书，并告诉我：“你不该以爱之名变成一个控制狂，朱莉娅虽然是精神病人，但她也有尊严。”
这本由R.D.兰恩写的精神病学专著让我第一次认识了反精神病学。从兰恩的观点来看，对精神疾病的诠释是一种贬低，甚至有失人道，是由所谓正常人实施的一种权利剥夺行为。精神病患者的怪异行为可能只是他们在用不太被大众接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书中有句话让我尤为痛心：“在我所见过的精神病患者中，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曾被爱过。”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对朱莉娅的行为控制是多么残忍。我爱朱莉娅，将她视为生命核心，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我将她的康复置于首位。我没有因控制朱莉娅而感到羞耻，相反，我为自己协助她与病魔作战的努力而感到骄傲。
然而，兰恩戳穿了我所珍视的这种自以为是的观念：我是个好丈夫。我从未怀疑过自己的正确性。不过从一开始我就选择协助医生，强迫朱莉娅做违背意愿的事情，使她失去了尊严。
内疚之下，我咨询了精神病研究机构。对方告诉我，精神病患者并非绝对需要药物。如果一个人身体正常，清醒时能够认识自己的问题，那么就可以为自己做出规划。
某种程度上，我得承认兰恩是对的：不应该剥夺精神病患者的尊严。我决定不再呵斥朱莉娅吃药，强迫她做她不愿做的事。在和医生协商后，我尝试在和朱莉娅的讨论中建立规划：什么情况下朱莉娅该服用药物，该服用多少。我采取了一条强硬措施：如果彻夜未眠，应服用最大剂量。
朱莉娅想尽可能晚服药，并且希望一开始少用药。我们激烈争论，最终坐在一起达成了妥协。这只是一场小小的胜利，但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真实的一步，而这样的尝试在之前是很少见的。
我们仍有一大堆事要决定，大多相当复杂。朱莉娅仍想在35岁前要3个孩子，我的关注点则在于避免让她再次陷入精神病。
但我相信，当我们一起坐下来讨论药物用量、怀孕时间表、在怀孕期间服用药物的风险时，我们实质上是在说“我爱你”。如果我说“我想你太急了”，暗藏的意思其实是“我要你健康和满足，并且我想与你共度一生。我想了解你我之间的分歧，这样我们才能在一起”。
朱莉娅会说“给我一些空间”，而她心里想的是“我珍惜你为我做的一切，我支持你做的每一件事，让我们把它们做好”。
我们现在不顾一切地相爱，要战胜精神疾病。回首往昔，那些被危机改变了的日子，使我们的婚姻经受了重大的考验。虽然从朱莉娅患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年，但尝试共同规划人生的信念令人愉快踏实。
为了让朱莉娅微笑，我仍然愿意最大限度地尽我所能。
（自 远摘自《家人》2015年第8期，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