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慈禧的临终遗诰里，这位“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的老太后总结自己的政治生涯：“回念五十年来，忧患迭经，兢业之心，无时或释。”这话倒也不是自矜自夸，王国维在《颐和园词》里如是记述：“国事中间几翻覆，近年最忆怀来辱。”确实，慈禧作为最高领袖的这五十年，西人梯航远来，用暴力逼迫这个老大帝国加入全球体系；帝国内部则乱象丛生，统治失序。她历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庚子之役，确实是“忧患迭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那么，何谓“怀来辱”呢？
1900年，在中国，是极不安宁的一年。在西潮拍岸六十年之后，义和团运动爆发于山东，一路“扶清灭洋”，以其戾气包裹了夏季的北京城。在这场震惊全球的变乱中，联军攻入北京，慈禧最终装扮成一个汉族老太婆，挟光绪皇帝乘坐几辆骡车西逃，一路饥寒交迫，至怀来县已经如同乞食的老妪。旅途之艰辛，今人读来也唏嘘感叹：“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存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粃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晓间寒气凛冽，森森如毛发，殊不可耐。（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世纪之交的这场灾祸，当时人便感叹“庚子之役，为自有国家以来未有之奇变”。大规模的骚乱，杀害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外国的军事干涉，清帝国对数国宣战；随后，围攻使馆被解除，朝廷西逃至西安，洋人攻占北京，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紧接着是新政和革命。汉学家芮玛丽因此断言：“历史上没有哪一年能像1900年那样对于中国具有分水岭般的决定性意义。”
【三】
从宫廷档案、时人笔记可以看出，慈禧对于义和团的态度亦极为矛盾。她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这种选择可以说是她生平的最大败笔。
许多历史学家归因于慈禧旺盛的权欲。
甲午惨败，创巨痛深，一般士大夫都趋于新法，一时风气渐开，光绪的态度也趋于维新。慈禧太后虽退居颐和园，仍遥控政局。光绪往来于紫禁城和颐和园之间，秉承太后旨意行事。两人之间虽说不上对立，但因为对和战意见不同，这对母子之间的罅隙已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甲午年十二月，御史安维峻上书，竟然出现了这样的话：“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事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乎？”光绪对此“震怒”，将安维峻革职，发往边疆军台赎罪。后来，两江总督刘坤一觐见时，提及此事，慈禧仍然很愤怒。她自伤往事，“至追念文宗、穆宗不胜怨感，数数以亵拭泪”。由此看得出，慈禧内心有委屈。
按照刘坤一的记述，慈禧还对他表露了自己对皇帝的眷眷之情：“我甚爱皇帝。在前，一衣一食，皆我亲手料理。今虽各居一宫，犹复时时留意。”不过何刚德记录了一条史料，可以为慈禧的话做个有趣的注脚。光绪刚亲政时，因为他身体虚弱比较怕冷，内务府大臣立山运来了一片玻璃窗，装在殿门上。太后听说后大怒，招来立山，大骂一通：“皇上年少，哪里就怕冷到这个地步，祖宗体制极严，在殿廷上装起玻璃窗，成何样子！”终于还是撤去了殿门上的玻璃窗。
可以说，在竞争性权力关系下，很难有真正的关怀。宫廷间的矛盾会酝酿、发展，终至势同水火，继而有戊戌政变后谋划废立之事。1900年，以光绪皇帝名义签发的上谕，堪称是一段伤心无比的文字。谕旨里说，因为自己有病，皇太后不避辛劳再次出来主持国事；而对于自己没有生出一个继承人，更是“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于是决定择立一位皇子，承继同治皇帝。
慈禧的第一号敌人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失败后流亡海外，竭力“妖魔化”慈禧，譬如，他在给日本友人的书信里说：“敝国之情势，西后则守旧耽乐，皇上则明圣维新，若坐视皇上见废，则敝国从此沦亡。（《康有为政论集》）”他甚至明言太后执政缺乏正当性，她不过是“先帝遗妾”，若敢行废立之事，必号召全世界起来反对她。当然，不出奇地，康也从性别上大加挞伐，把她与史上一系列“女祸”相提并论，认为慈禧的存在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