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在内心深处，慈禧也“认同”康有为的看法，也就是说，她的权力缺乏合法性。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她作为当时唯一可以扭转全局的人物却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以为洋人会强迫她把政权归还给光绪，而把帝国捆绑在一群神叨叨的起义军身上，把这个国家和民众推向了深渊。
【四】
1903年，一位美国女画家被选中入宫，为太后画像。经过3年前那场可怕的灾难性事件，慈禧在外国人眼里，是邪恶而残忍的“龙夫人”。在这位女画家眼里，慈禧却是一位十分和善的老太太。这位名叫凯瑟琳·卡尔的女画家，将慈禧与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和维多利亚女王相提并论。
维多利亚女王与慈禧的统治期有漫长的重叠期。不过，慈禧可与之对照的其实是伊丽莎白一世。两人有许多共同点。她们成为国家最高执政者时，恰逢国家处于社会剧烈变化期。伊丽莎白一世登基时25岁，慈禧垂帘听政时28岁，均是在流血和恐惧中最后胜出。她们身为女性统治者，有许多中性特质，睿智、果决、心思缜密，又懂得适时妥协，同时也很善用女性天生的武器。譬如，慈禧召见刘坤一，会屡屡流泪以显示自己的委屈，也会以天气冷嘱托刘多带衣物这样的小事示恩。此外，继承人问题，也一直是困扰她们的大问题。
然而，她们一生的政治成果和身后的遗产却很不同。伊丽莎白一世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推行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政策，从而造就英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慈禧却沉湎于权力和个人享受，丧失了国家转型的最佳时机。这里面的原因，自然有制度因素，也有两人学识教养的差异。在威权统治下，制度与统治者个人之间，同时存在着合力与张力关系。制度塑造一个统治者，统治者又改变着制度。伊丽莎白一世虽然母亲被父亲亨利八世以通奸罪处死，她从幼小时一直面临死亡的威胁，但从6岁起，父亲就让她接受良好的教育。伊丽莎白一世有当时英国最好的老师，接受拉丁经典和希腊经典教育，她一生都保持了对哲学和历史的兴趣，每天都用3个小时来阅读历史名著。
而慈禧太后的政治权谋，虽足以控驭亲贵臣子，她本人的学识却不能统驭中国所处的变局。她所掌控的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在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左右，她已经完全乾纲独断。以后10年，帝国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如果她有政治家的长远眼光，国家正可以完成转型。但是，慈禧沉迷于权力与享受，她耗费巨资修建了颐和园。李鸿章在光绪初年就慨叹：“因循敷衍十数年，以待皇嗣亲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他变。焦悚莫名！”可见，李鸿章对慈禧也是诸多失望。
集权体制下，一个统治者的精神资源往往深刻影响他的政治行为。慈禧自幼缺乏一般儒生所受的传统教育，以后所学习的不外是帝王之术，对于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她缺乏真正的认识。她和恭亲王、光绪等人之间的矛盾，并非是旧与新的对立，其本质是对最高权力的争夺。
和王国维一样，何刚德对大清也很有感情，他做了19年京官，相对客观地记述了宫廷见闻，自称：“虽仅一鳞半爪，然五十年来世变，亦可于此存其概已。”他肯定慈禧四十余年“支持危局之功”，也不忌讳她“性喜游观”，“喜受贡献”。1906年，何刚德入京，碰到老臣王文韶。庚子年慈禧西逃，王文韶是唯一一路随从的老臣，此时已经老态龙钟。王文韶一向为人圆滑，也不禁对何刚德表露忧思：“大家皆抱怨老太太，汝需防老太太一旦升天，则大事更不可问。”这可以说是对慈禧“支持危局”和后继乏人的注解。
经历了那场极为不堪的逃难之后，慈禧真正成了热衷新政的主事者。德龄在《清宫二年记》里回忆，慈禧有周游全球的念头。“吾国虽古，然无精美之建筑如美国者……吾今老矣！不者，吾且周游全球，一视各国风土。吾虽多所诵读，然较之亲临其处而周览之，则相去远甚，虽然其中盖有难言者。此后吾或可一行。”德龄作为受宠爱的女官，对慈禧多有溢美之词，无从断定这是否是慈禧原话，不过倒也颇符合慈禧经历兵燹之后的心理。这段时间，她开始阅览报纸，关心时事，当时媒体亦有报道：“皇太后近日颇看各种报章（由贝子溥伦等择要宣读）。”她此时才愿意了解、学习世界大事与大势。这不禁令人想到不过数年前，戊戌新政期间，礼部六品主事王照的那个天才式主意。他上奏折建议“皇帝陪同太后一起到各国去游历”，一则融洽母子关系，一则了解世界变革局面。如果慈禧游历世界的话……历史，当然没有如果，但人们还是禁不住遐想，或许，她也可以成为最后一位专制者？
（繁星若尘摘自腾讯《大家》，微信号ipress，邝 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