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桑叶做啥用？”他似乎很感兴趣。“喂蚕儿。”我也不怕了。
“噢！”他高兴了，“喂蚕儿的同学多吗？”“小明、拴牛……”我举出几个人来，“多咧！”
他高兴了，笑眯眯的眼睛里，闪出活泼而好奇的光彩，“你们养蚕干什么？”
“给墨盒儿做垫子。”我话又多了，“把蚕儿放在一个空盒里，它就网出一片薄丝来了。”
“多有意思！”他高兴了，“把大家的蚕养在一起，搁到我这里，课后咱们去摘桑叶，给同学们每人网一张丝片儿，铺墨盒，你愿意吗？”
“好哇！”我高兴地从椅子上跳下来。
于是，他领着我们满山沟跑，摘桑叶。有时候，他在坡上滑倒了，青草的绿色液汁粘到裤子上，也不在乎。
三天之后，有两三条蚕儿爬到竹箩沿儿上来，浑身金黄透亮，扬着头，摇来摆去，斯斯文文地像吟诗。它要网茧儿咧！
老师把一个大纸盒拆开，我们帮着剪成小片，又用针线串缀成一个个小方格，把已经停食的蚕儿提到方格里。
我们把它吐出的丝儿压平，它再网，我们再压，强迫它在纸格里网出一张薄薄的丝片来。老师和我们，沉浸在喜悦的期待中。
“我的墨盒里，就要铺一张丝片儿了！”老师高兴得像个小孩，“是我教的头一班学生养蚕网下的丝片儿，多有意义！我日后不管到什么地方，一揭墨盒，就看见你们了。”
可没过多久，老师却被调走了。他说：“有人把我反映到上级那儿，说我把娃娃惯坏了！”
我于是想到村子里的许多议论来。乡村人看不惯这个新式先生——整天和娃娃耍闹，没一点儿先生的架势嘛！失了体统嘛！他们居然不能容忍孩子喜欢的一位老师！
三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天，我在县教育系统奖励优秀教师的大会上，意外地碰到了蒋老师。他的胸前挂着“三十年教龄”的纪念章，金光给他布满皱纹的脸上增添了光彩。
我从日记本里给他取出一张丝片来。
“你真的给我保存了三十年？”他吃惊了。
哪能呢？我告诉他，我中学毕业以后，回到乡间，也在那所小学里教书。当老师的第一个春天，我就和我的学生一起养蚕儿，网一张丝片，铺到墨盒里。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都带着踏上社会的第一个春天的“情丝”。
蒋老师把丝片接到手里，看着那一根一缕有条不紊的金黄的丝片，两滴眼泪滴在了上面……
（林冬冬摘自广州出版社《陈忠实文集》一书，何保全、于泉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