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对考大学产生兴趣。三儿家我不去了，引得他好奇心大增，周末回家非要看看我在做什么。他的“狼子野心”被我母亲识破——他无非是想耽误我的时间。他被逐了出去。经历过“文革”的母亲叮嘱我：“对这样的人防着点儿。”母亲那一代人敬奉的信条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在无所顾忌的年青的一代看来，这真是不可思议。
20年后，阴差阳错，三儿和我成了同事。屏幕上打出的名字“海啸”，就是当年的三儿。同在《实话实说》，他做策划，我来主持。许多观众喜爱的节目如《郭大姐救人》《噩梦醒来是早晨》《我的儿子太潇洒》，就是他领衔策划的。
有时，我得了便宜还卖乖，高声喊：“看啊，广院的管北大的，新闻系的管中文系的。”三儿不能把我怎么样，也告不倒我，没人诬告的日子真好。其实，早在1981年夏天，我就和他平起平坐了。那年，我已经接到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的录取通知书。三儿和我悠闲得找不着北，共同回忆起小学暗恋的女同学。我暗恋的那个，名没记住，姓也忘了，只剩下一个印象——漂亮。到底是大一岁，三儿把他暗恋的那个女孩记得特别清楚。一刻也没耽误，我们回到良乡，七拐八问，终于觅到那女孩的踪迹。上了一个高门台，三儿文质彬彬地刚一发问，一条恶狗便扑了出来。我俩掉头便跑，春心全无，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后来，那女孩出来，轻轻一唤，恶狗变了个样，轻摇尾巴，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进入家中，那女孩招呼我们坐下，手里没停，一直搓洗着盆里的衣服。她就是一个普通的黑黑的农村女孩。三儿那天很亢奋，回去时一路讲着美的哲学意境。
前两天，我们一起开策划会。三儿坐在我对面。阳光一闪，我看见了他头上夹杂的白发。这样的朋友真是面镜子，我下意识地摸着自己的脑袋。三儿考我男生和女生有什么不同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弹指一挥间，白发上了两个人的头。有朋友相伴，日子过得飞快。工作中，三儿从不用我催，原因很简单，“一寸光阴一寸金”，三儿整整比我少一寸。
（余 娟摘自华艺出版社《不过如此》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