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汉娜·阿伦特在《平庸之恶》中所描写的被“纳粹哲学”洗脑的士兵一样，格罗宁一直相信，自己在“特殊环境”下的行为无可厚非，只是完成“来自上级的任务”。事实上，当法官问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时，他坚称自己无辜：“我不过是这架巨大机器上的小齿轮。如果这也是犯罪，那么我有罪。”
而在81岁的罗马尼亚裔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伊娃·科尔看来，格罗宁的说辞不成立。“如果一台巨大的机器丢失一个小齿轮，将发生什么？机器将停止运转。所以，对于（纳粹）这台杀人机器来说，他就是帮凶。”
对此，托马斯·沃瑟法官表示认同——“无论格罗宁是否实际参与，他仍旧甘于做杀人机器的齿轮。”为此，他将面临至少30项“共同谋杀罪”的指控，以及最长15年的有期徒刑。
复仇怒火逐渐被公众反思取代
必须承认，尽管背负着迟到却沉重的指控，格罗宁仍是为数不多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并还原那段历史的原纳粹军官。
二战结束后，他所属的部队于1945年6月10日投降，他也被送往英国强制劳动。令人意外的是，1947年返回德国后，他从未隐瞒自己的经历，多次站出来承认自己曾在奥斯维辛工作。据说，他这样做的出发点之一就是，要公开驳斥某些持“大屠杀不存在”观点的极端右翼分子。
“我认为这是我的任务，在这个年龄面对这些事，对那些大屠杀否认者、声称‘奥斯维辛从没存在过’的人说，我见过毒气室，看到了火葬场、焚尸坑。”他告诉BBC，“我希望你相信我，这些暴行发生了。我就在那里。”
家住英国埃塞克斯的幸存者艾弗·波尔同样出席了庭审。波尔12岁时被送进奥斯维辛，在那里，他失去了父母和其他7个兄弟姐妹，只有他和弟弟幸运生还。
这位83岁的老人告诉英国《卫报》，自己来到审判庭并非为了复仇，而是为了释放“情感压力”。当重返这片给自己留下过痛苦记忆的土地，他竟莫名地觉得眼前的一切“非常美丽”。“我曾觉得，来到这里并目睹凶手入狱比什么都重要，但当我看到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我开始厌恨自己。我为他感到遗憾。这里的人对我很好，我想，这消融了我心里的恨。”
庭审告一段落后，原本抱着“血债血偿”之心的苏珊·波拉克不再执着于当年的对错。她对《卫报》表示：“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破碎的人，一个无力的老者。宽恕？我该宽恕谁？我幸运地活了下来，我没资格宽恕任何人。”
在德国《明镜》周刊看来，格罗宁案让人们重新思考“个体在集体罪行中应承担的责任”。更重要的是，该案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在涉及审判“下级”纳粹人员时，究竟该如何在无辜和有罪之间划出界限？
《纽约客》所刊文章中提到，如果像格罗宁这样的人都要被起诉，“那么，该在哪里停下？是不是也要控告那些开着火车到奥斯维辛的工程师，还有那些打信号的工作人员？”面对这一连串尚无答案的问题，该杂志坦言，这个“划界限”的棘手任务，在战争结束后被抛给了德国人自己；未来，它仍将是这个国家最敏感的政治议题之一。
（辛 普摘自《青年参考》2015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