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得闲整理书籍，翻到早已购买但尚未读的法国作家让-路易·傅尼叶的《爸爸，我们去哪儿？》，随手翻看便不忍卒读。
傅尼叶有两个比大江光（大江健三郎之子）严重得多的智障儿，生活不能自理，甚至连话都说不清楚，只有小儿子能说一句“爸爸，我们去哪儿”这样的话。一个几乎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偏偏能说出这样一句话，一方面说明孩子有到处游玩的天性，另一方面也给包括他父母在内的成年人提出了一个类似于天问一般的难题。
这个难题对包括傅尼叶在内的人类造成的困扰几乎是永恒的，因为这个问题不会有答案，更不会有标准答案或唯一答案。人类为何追求答案乃至标准答案和唯一答案呢？那是因为人类在追寻生存意义的过程中，害怕那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悬置感，那种无所依附的失重感使人类处于无可逃匿的恐惧中。这个书名，显然并不像有的人所说的那般轻松——或许这些人只不过是被傅尼叶书里轻松而调侃的文字所迷惑——而是蕴含着巨大的焦虑感，暗藏着难以释怀的伤痛。
傅尼叶叙述中不乏轻松幽默的文字，使得不会深究文字后面意义的人觉得，这只是个故事，傅尼叶也故意制造出这样的假象。没有遭遇这样的灾难与不幸的人，如果还缺少同理心，很难体会其中的悲伤。这对傅尼叶来说岂止是两个残酷的事故，简直就是命运之神拿他一生的幸福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对傅尼叶来讲，即便两个儿子都去世了（事实上第二个还在世），其伤痛也不可能完全平复。
我有两个朋友，都曾生下了智障儿，那种生活的无助感，让我不忍直视。见面时，安慰与否都在依违两难的微妙境地之中，因为真正的伤痛只有他们独自面对，他人的帮助毕竟是微渺的。最终他们两人的家庭也因此解散，至于孩子的后来，也就不忍闻问了。傅尼叶夫妇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生了两个智障儿子后，他们还敢生第三胎，终于证实了自己并非生活中的倒霉蛋，因为第三个是正常而美丽的女儿。虽然他们最终也离异了，但直面现实的勇气自然比我那两个朋友包括我本人都要强大得多。
这样看来，傅尼叶直面现实，用轻松幽默的笔调，将他两个儿子的生活记录下来的努力，就尤其令人感佩。傅尼叶几乎历数孩子给他带来的“好处”：无须买书、无须关心他的学业，也不用为其求职焦虑等，“更不用担心他们将来能干些什么，因为我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将来什么都干不了”。什么都干不了，这实在是悲惨到像判了死刑一样的结局，以至于傅尼叶偶然发现小儿子也会撒谎了，都会非常高兴。只有毫无退路的人，才会因发现一根稻草而欢欣鼓舞，撒谎这种人类常用但又被猛烈批评的行为，原来还有这样的“妙用”，倒是有点出人意料。
傅尼叶不愧是小说家，是能把事故转化成故事的高手。比如他写小儿子托马的手不听使唤，但由于目之所及，所以常与手“对话”。他说有时托马与她（手）窃窃私语，有时吵翻了，“也许他在指责她什么都不会做”“她连怎么抚摸猫咪都不会”。其实托马与手的关系，置换成傅尼叶与托马的关系，就不只是一个幽默的故事，而是现实的写照了。这样“与众不同”的代价虽然巨大，也只能承受下来，除此之外，你还能做什么呢？“我的孩子们和谁都不一样。我如此喜欢与众不同，这一次，我应该满意了吧。”这种“满意”道尽了无奈和酸楚。
说起来，爱好像是人类天生就该拥有的能力，事实上并非如此，爱的能力需要在后天习得，仅仅依靠本能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负面情绪大量蔓延在我们的生活中。人类对负面情绪的抵抗由来已久，那是因为恐惧、悲伤、不幸、倒霉、压抑、愤懑等，带给我们太多痛苦的回忆。不幸的是，没有人能对快乐与挣扎进行刀劈斧削的切割，并且用经济学的方法形成有效而清晰的市场分工，就像有上帝就有魔鬼撒旦一样，正负面情绪往往配对出现，使人生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充满撕裂的混合双打。
很多人赞赏傅尼叶字里行间的幽默，在我看来，那是被文字的表象所迷惑。我认为他骨子里对生活热爱与悲凉兼具，但掩饰不住悲凉对他精神及现实生活的侵蚀。你读着傅尼叶的文字，真是觉得字字句句都充满了对他的理解，其实你已处于漫游状态，而且由于你的情感不在服务区内，早已无法与其联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