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园林所里打扫卫生，工作看似清闲，却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回家劳作。后来无意中他帮园林所疏通了一次下水道后，便走上了专门帮人疏通下水道、更换马桶的路。这条路不需要老板，不需要多少技术，只要有体力、有耐心、有吃百家饭的勇气，能够将写着手机号码的小广告贴遍大街小巷，让人能够一眼便可以窥到，而且城管还无法将号码给刮下来，那么就能够在县城里时不时地有活可干。当然，有时很忙，东奔西走，一天能将县城绕好几圈;有时，却一整天两个手机都静悄悄的，枯坐着让人等得心烦。母亲是急性子，在家里看着父亲无所事事，常常会着急，做饭也做得没有心思，一不小心，就将饭烧煳了，或者心不在焉地放了两次盐在菜里，让父亲呸一下吐出来，骂一声娘。母亲也毫不示弱，这样便免不了战争。
那时的我，已经在读大学，可以免去听他们毫无意义的争吵。只是苦了正在县城借读初中的弟弟，在租来的狭小的房子里，他不知道是该劝阻还是保持沉默，最后看着战争有升级的趋势，他也就只好躲出去，沿着墙根一直走，走到一个养鱼的大水塘附近，在垃圾堆旁边坐下来，看着浑浊的水发呆。偶尔，有小混混会来诱惑弟弟加入帮派，弟弟为人老实，怕，跟他们敷衍几句，就匆匆走了。最后走来走去，发现没有朋友可找，只好在租来的破旧的房子门口坐下来，看着天空发呆。
这样的生活，在父亲的努力之下，慢慢有了改善。五年以后，父亲便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县城买了一套二层的小产权房，全家人自此在县城立了足。这时的父亲，打的工更杂，只要挣钱，他什么都做。他帮人修过水龙头，搬运过东西，改过下水道，安装过马桶，收购过废纸。他从来不嫌弃那些工作太脏太累。因为在城里买了楼房，便被村人嫉妒，村人嘲讽父亲“干的是挖厕所的臭活”，遇到父亲还故意做出掩鼻而过的动作，但是父亲只是笑笑，什么也不说，继续在县城里打工。
吃百家饭，免不了要和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打交道。我想父亲这一生结识的人，大概比走南闯北的我结识的还要多。他遇到过小气的中学老师，好心的退休老太太，吝啬的饭店老板，善良的小姑娘，也遇到过欠工钱不给还狗一样冲他咆哮的包工头。父亲很少跟我提及这些或许让他感觉屈辱的经历，他只是回到家，将安装完马桶的手洗得干干净净，便一脸倦容地吃饭，或者休息。
只是有一年，弟弟着急中打电话向我求助，我才知道父亲在县城打工原是这样不易。一个做工程的无赖，欠了父亲疏通下水道的三千多块工钱不给，父亲在一年后上门讨要，那无赖矢口否认，还找来两个小混混，当场给父亲一记耳光。母亲闻讯后跑过来，本想着帮父亲讲理，却让那小混混拿起棍棒照头劈来，母亲一下子被打晕在地。父亲很快报了案，但公安局不作为，一个劲儿推脱说找不到那个连父亲都不知道名字的无赖。无助之下，弟弟找我，我震惊又心疼，找了一个有亲戚在公安局的同学，帮忙催促办理此案。当我告诉父亲，事情会很快解决时，他却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说：“没事，别操心了，你忙你的。”我差一点哭出来，想要指责父亲为何一定要找无赖要钱，而且这样的活原本可以不做，可是想想父亲那时一定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他的尴尬与难堪，也就忍住了眼泪，和他一样，假装事情并不重要，安慰几句，就匆匆挂了电话。
最终，父亲熬不起打官司的费用和精力，只能同意让弟弟花三千块钱，雇来县城一个专门负责帮人讨债的人，去无赖那里讨来一万块钱医药费，私了了此事。这些都是后来弟弟告诉我的，父亲对我只字未提，我也从来不去问父亲与这件事情有关的更多细节。我们心照不宣地选择了回避，好像那是一块伤疤，只要提起，就会有重新揭开伤疤撒上一层盐的疼痛。
我想，在天南海北打工的人们，他们一定有和父亲一样疼痛而屈辱的经历，只是，他们也和父亲一样选择了沉默，只将那光鲜的一面展示给人。就像那一年父亲从山西逃回家里，选择了在镇上躲过白天，趁着夜色才悄悄溜回村子里一样。
（曼 凡摘自《散文》2014年第11期，戴晓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