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奶奶小我三岁。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她忽然到我家打门，问我用不用人。我说：“不请人了，家务事自己都能干。”她叹气说：“您自己都能，可我们吃什么饭呀？”她介绍自己是“给家家儿洗衣服的”。我就请她每星期来洗一次衣服。当时大家对保姆有戒心。有人只因为保姆的一张大字报就给揪出来扫街。林奶奶大大咧咧地不理红卫兵的茬儿。她不肯胡说东家的坏话，大嚷：“那哪儿成？我不能瞎说呀！”许多人家不敢找保姆，就请林奶奶去做零工。
我问林奶奶：“干吗帮那么多人家？集中两三家，活儿不轻省些吗？”她说做零工“活着些”。这就是说：自由些，或主动些;干活儿瞧她高兴，不合意可以不干。比如说吧，某太太特难伺候，气得林奶奶当场左右开弓，打了自己两个嘴巴子。这倒像旧式妇女不能打妯娌孩子的屁股，就打自己孩子的屁股。据说，那位太太曾在林奶奶干活儿的时候把钟拨慢“十好几分钟”（林奶奶是论时记工资的），和这种太太打什么交道呢！林奶奶干了这一行，受委屈是家常便饭，她一般是吃在肚里就罢了，并不随便告诉人。她有原则：不搬嘴弄舌。
她倒是不怕没有主顾，因为她干活儿认真，衣服洗得干净;如果经手买什么东西，分文也不肯占人家的便宜。也许她称得上“清介”“耿直”等美名，不过这种词儿一般不用在渺小的人物身上。人家只说她“人靠得住，脾气可倔”。
她天天哈着腰坐在小矮凳上洗衣，一年来，一年去，背渐渐地弯得直不起来，不到六十已经驼背，身上虽瘦，肚皮却大，其实那是徒有其表。只要掀开她的大襟，就知道衣下鼓鼓囊囊一大嘟噜是倒垂的裤腰。一重重的衣服都有小襟，小襟上都钉着口袋，一个、两个或三个：上一个，下一个，反面再一个，大小不等，颜色各异。衣袋深处装着她的家当：布票，粮票，油票，一角二角或一元二元或五元十元的钱。她分别放开，当然都有计较。我若给她些什么，得在她的袋口别上一两只大别针，或三只小的，才保住东西不往外掉。
我曾问起她家的情况。她的丈夫早死了，她是青年守寡的。她伺候了婆婆好多年，听口气，对婆婆很有情意。她有一子一女，都已成家。她把儿子栽培到高中毕业。女儿呢，据说是“他嫂子的，四岁没了妈，吃我的奶”。死了的嫂子大概是她的妯娌。她另外还有嫂子，她曾托那嫂子给我做过一双棉鞋。
林奶奶得意扬扬抱了那双棉鞋来送我，一再强调鞋子是按着我的脚寸特制的。我恍惚记起她哄我让她量过脚寸，可是那双棉鞋显然是男鞋的尺码。我谢了她，领下礼物，就让给默存穿。想不到非但他穿不下，连阿圆都穿不下。我自己一试，恰恰一脚穿上，正是按着我的脚寸特制的呢！那位嫂子准也按着林奶奶的嘱咐，把棉花絮得厚厚的，比平常的棉鞋厚三五倍不止。簇新的白布包得厚厚的，用麻线纳得密密麻麻，比牛皮底还硬。我双脚穿上新鞋，就像猩猩穿上木屐，行动不得;稳重地站着，两脚和大象的脚一样肥硕。
林奶奶老家在郊区，她在城里做零工，活儿重些，工钱却多。她多年省吃俭用，攒下钱在城里置了一所房子，花了一二千块钱呢。恰逢文化大革命，林奶奶赶紧把房“献”了。她深悔置房子“千不该、万不该”，却倒眉倒眼地笑着用中间三个指头点着胸口说：“我成了地主资本家！我！我！”我说：“放心，房子早晚会还给你，至少折了价还。”我问她：“你想‘吃瓦片儿’（依靠出租房屋生活）吗？”她不搭理，只说“您不懂”，她自有她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