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2005年第一次回到他家过年，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我暗自问丈夫：“哥哥尽管算不上特别帅气，但为何找了这么难看的嫂子？”后来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多么粗鲁无礼，对一个农村的贫苦家庭而言，能够找到一个适龄的女子组建家庭，已是万幸。事实上，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认识她十年来，发现她几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谈起家里的事。
当时，婆婆身体还不错，小侄子14岁，小侄女12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乡里乡亲，干活让人放心，乡亲们也能通过四姐夫顺利拿到工钱，互相之间都很信任。四姐夫当时赚了不少钱，他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在孝感市内买了土地，盖起了四层高的楼房。
现在回忆起来，那几年竟然是全家最为安静、平和的日子，丈夫当时还在念书，无法给予家里更多经济支持，婆婆因为身体尚可，主动承担了照顾侄子、侄女的重担，快八十高龄，依然喂鸡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一直在北京工地打工，只有过年时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准备年货。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但因为能够得到祖母的爱，孩子倒也健康地成长。
情况到2008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哥哥、嫂子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但一年到头的拮据状态让他们颇为失望，加上婆婆、公公年龄已大，已无法照顾好进入叛逆期的孙辈，嫂子决定留在家里，一方面照顾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这样，哥哥、嫂子同时在外打工的局面，就变成了哥哥一人外出打工的状态。哥哥身体并不好，并不适合外出在建筑工地干很重的体力活，但待在家里，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收入来源，而孩子逐渐长大，老人年事已高，子女成家、父母善终的具体压力一件件摆在眼前。但不管怎样，毕竟一家人还能过一种平平安安的日子，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日子总会慢慢变好。但这种平常、安稳的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就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夫的工地出问题了。地方拖欠姐夫的工程付款，直接摧毁了姐夫多年累积的家底，不但导致哥哥、嫂子跟随他们打工多年的工资不翼而飞（有将近十万块的劳务费，哥哥、嫂子一直指望用这笔钱给儿子娶媳妇），而且因为拖欠工人工资，欠下大量无法逃避的债务。
大约2009年临近春节的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紧急电话，说有人逼他必须在当天还钱，求我们帮他解燃眉之急。几年以来，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们开口，但当时我确实不愿借给他：一则，我们手头并没有多余的闲钱，而买房欠下的首付款还等着年底归还，当时我们的经济状况几乎处于最紧张的阶段；二则，也因为他们拖欠了哥哥、嫂子将近十万块钱的血汗钱，对他们心生嫌隙，总感觉他们没有保障亲人最基本的利益。我向丈夫讲明了我的意思，丈夫也没有吭声，四姐被逼无奈，再次向我们打电话求助，面对危急情况，她也没有任何办法，事情明摆着，我们已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选择，只得厚着脸皮找一个经济条件尚可的朋友借钱。尽管四姐当时承诺几个月以后还钱，但我知道，还不还钱不是她的主观愿望能决定的，从借出那笔钱开始，我们就没有期待有还钱的那天。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几年，四姐一家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好转，她甚至几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里那些曾经跟随姐夫打工的乡亲讨要工钱。
我后来才意识到四姐一家命运的转变，对我们此后几年经济状况的直接影响，因为他们无法归还哥哥、嫂子的工钱，哥哥嫂子再也没有别的储蓄，随着儿子、女儿长大，他们结婚、成家的大事，通过婆婆的叮嘱，就责无旁贷地落到我们身上。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击，是妹妹选择出家。原本在整个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让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着湖北姑娘的泼辣能干，初中毕业后，去武汉打工，认识了本厂一名正式工并结婚。两人发展不错，因为结婚早，在房价还很低时，就买了很大的房子，女儿也聪明可爱，妹夫后来还当了副厂长。多年来，妹妹同我们一样承担了照顾家庭的很多重任。但前几年，妹妹信佛，开始吃素，也时常和我们宣传吃素的好处。仅仅一年后，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是妹妹已经出家，并且决定离婚，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就此遁入空门。尽管从信仰的角度，我们完全能理解她的个人选择，但事实上，当这种事情落到身边家人身上时，还是无法接受。
四姐夫破产，小妹妹出家，直接碾碎了家庭的两个希望，也波及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经济基础就相当脆弱，自此以后，全家人再也没有像从前过春节那样，有过真正的欢聚。以前还有妹妹帮着分担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们就不得不承担更多。
从那以后，隐匿于家庭暗处的悲伤随处可见，我每次回到婆婆家，在和哥哥、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总让人感到压抑。
平心而论，哥哥、嫂子一家都是最普通的农民，也是最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望，也从来没有想到通过别的途径去获取额外收益。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本本分分劳动，过安生日子。而在农村，像哥哥一家的情况非常普遍，守在乡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外出打工，有可能连工资都拿不回，但全家的基本开销，诸如孩子念书、成家、房子的修缮和更新，老人的治病、善后，一样都不能少。尽管农村免除了农业税，近几年也推行了合作医疗，但和水涨船高的支出比较起来，实在是杯水车薪。可以说，中国无数的财富、希望，没有多少途径流向他们，但社会不良的触角，诸如拖欠工程款、信仰危机所导致的价值观混乱等等，却总是要伸向这些普通的农家，种种无声的悲剧最后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唯有认命，才能平复内心的波澜和伤痕。
丈夫和任何一个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一样，在城市的生活从来就不以追求享受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开销，在他看来都是一种负罪。他性格沉默，不爱多言，他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他的家庭所施加给他的痛苦和压抑的深重。他像一条运气很好的鱼，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游出了那个令人绝望的家庭，但这种逃脱的幸运并不能给他带来发自内心的快乐，他所出生的原生家庭就像一个长长的阴影，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一种血肉相连的痛楚，总是无法让他对有着共同成长记忆的亲生兄妹的困境视而不见。尽管自身背负还房贷、养育孩子的压力，他从来就觉得回报原生家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家中老父老母的日常起居事实上也是留守家园的兄妹照顾更多。因此，家里任何人经济上求助于他，他从来就没有任何回绝的念头。
结婚多年以来，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中，我也时时因丈夫背后的庞大家庭，感到沉重压力。我难以回避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连我们都不去管他们，连他们最亲的人对他们所遭受的痛苦都能视而不见，那还有谁会对哥哥、嫂子一家伸出援手？可是，逃出乡村在城市立足的人，同样面临各种实实在在的困境。
2015年7月13日，卧床将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86岁的艰难人生。
婆婆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当官，最好当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家中拥有当官的子女，更能改变家族的命运，儿子、媳妇空戴两顶博士帽子，并不能解决家庭其他成员的实际难处。老人卑微的心愿更让我感受到她一生当中所遭遇的痛苦、屈辱，还有望不到边、无穷无尽生存的折磨和厄运。婆婆总以为博士的头衔可以兑换为看得见的官职，却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无力帮助亲人的内疚，越发让我感受到农村家庭难以改变命运的结构性困境。
最后，我想说，尽管对于底层生活的书写，我一直心存警惕，但刻骨铭心的感受，还是让我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孩子、孙子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发声机会，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自然也无法进入公共视野，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从而也永远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
（去日留痕摘自《十月》2016年第1期，本刊有删节，喻 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