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
背着一周的粗粮馍馍，我从乡下跑到几十里远的城里去念书。一日三餐，都是开水泡馍，不见油星儿，顶奢侈的时候是买一点儿杂拌咸菜；穿衣自然更无从讲究了，从夏到冬，单棉衣裤以及鞋袜，全部出自母亲的双手，唯有冬来防寒的一顶单帽，是出自现代化纺织机械的棉布制品。在乡村读小学的时候，似乎于此并没有什么不大良好的感觉；现在面对穿着艳丽、别致的城市学生，我无法不“顾影自卑”。说实话，由此引起的心理压抑，甚至比难以下咽的粗粮以及单薄的棉衣抵御不住的寒冷更使我难以忍受。
在这种处处使人感到困窘的生活里，我却喜欢文学了；而喜欢文学，在一般同学的眼里，往往被看作是极浪漫的人的极富浪漫色彩的事。
新来了一位语文老师，姓车，刚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第一次作文课，他让学生们自拟题目，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是我以前从未遇过的新鲜事。我喜欢文学，却讨厌作文。诸如《我的家庭》《寒假（或暑假）里有意义的一件事》这些题目，从小学写到中学，我是越写越烦了，越写越找不出“有意义的一天”了。新来的车老师让我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有兴趣了，来劲儿了，就把过去写在小本上的两首诗翻出来，修改一番，抄到作文本上。我第一次感到了对作文的兴趣，写作文不再是活受罪。
我萌生了企盼，企盼尽快发回作文本来，我自以为那两首诗是杰出的，会让老师震一下的。我的作文从来没有受过老师的表扬，更没有被当作范文在全班宣读。我企盼有这样的一次机会，而且我感觉机会正朝我走来。
车老师抱着厚厚一摞作文本走上讲台，我的心无端慌乱地跳起来。然而四十五分钟过去，要宣读的范文宣读了，甚至连某个同学作文里一两个生动的句子也被摘引出来表扬了，那些令人发笑的错句、病句以及因为一个错别字而致使语句含义全变的笑料也被点出来，终究没有提及我的那两首诗，我的心里寂寒起来。离下课只剩下几分钟时，作文本发到我的手中。我迫不及待地翻看了车老师用红墨水写下的评语，倒有不少好话，而末尾却加上一句：“以后要自己独立写作。”
我愈想愈觉得不是味儿，愈觉不是味儿愈不能忍受。况且，车老师给我的作文没有打分！我觉得受了屈辱。我拒绝了同桌以及其他同学伸手要交换看作文的要求。好容易挨到下课，我拿着作文本赶到车老师的房子门口，喊了一声：“报告——”
获准进屋后，我看见车老师正在木架上的脸盆里洗手。他偏过头问：“什么事？”
我扬起作文本，说：“我想问问，你给我的评语是什么意思？”
车老师扔下毛巾，坐在椅子上，点燃一支烟，说：“那意思很明白。”
我把作文本摊开在桌子上，指着评语末尾的那句话：“这‘要自己独立写作’我不明白，请你解释一下。”
“那意思很明白，就是要自己独立写作。”
“那……这诗不是我写的？是抄别人的？”
“我没有这样说。”
“可你的评语这样子写了！”
他瞅着我，冷峻的眼神里有自以为是的得意，也有对我的轻蔑和嘲弄，更混合着被冒犯了的愠怒。他喷出一口烟，终于下定决心说：“也可以这么看。”
我急了：“凭什么说我抄别人的？”
他冷静地说：“不需要凭证。”
我气得说不出话……
他悠悠地抽烟，说：“我不要凭证就可以这样说。你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歌……”
我突然想到我的粗布衣裤的丑笨，想到我和那些上不起伙的乡村学生围蹲在开水龙头旁边时的窝囊……凭这些就瞧不起我吗？凭这些就判断我不能写出两首诗来吗？我失控了，一把从作文本上撕下那两首诗，再撕下他用红色墨水写下的评语。在要朝他摔出去的一刹那，我看见一双震怒得可怕的眼睛。我的心猛烈一颤，就把那些纸用双手一揉，塞到衣袋里去了，然后一转身，不辞而别。
我躺在集体宿舍的床板上，属于我的这一块床板是光的，没有褥子也没有床单，仅有的是头下枕着的一卷被子，晚上，我是铺一半再盖一半的。我已经做好了接受开除的思想准备。这样受罪的念书生活再加上屈辱，我已不再留恋。
晚自习开始了，我摊开了书本和作业本，却做不出一道习题来，捏着笔，盯着桌面，我不知做这些习题还有什么用。由于这件事，期末我的操行等级降到了“乙”。
打这以后，车老师的语文课上，我对于他的提问从不举手，他也不点名要我回答问题，在校园里或校外碰见时，我就远远地避开。
又一次作文课，又一次自选作文。我写下一篇小说——《桃园风波》，竟有三四千字，这是我平生写下的第一篇小说，取材于我们村子里果园入社时发生的一些事。随之又是作文评讲，车老师仍然没有提到我的作文，于好于劣都不曾提及，我心里的火死灰复燃。作文本发下来，我翻到末尾的评语栏，见连篇的好话竟然写满两页作文纸，最后的得分栏里，有一个神采飞扬的“5”，在“5”的右上方，又加了一个“+”号——这就是说，比满分还要满了！
既然有如此好的评语和如此的高分，为什么评讲时不提我一句呢？他大约意识到小视“乡下人”的难堪了，我这么猜想，心里也就膨胀了，充满了愉悦和报复后的快感——这下该可以证明前头那场是说不清的冤案了吧？
僵局继续着。
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是夜间降落的，校园里一片白。早操临时被取消，改为扫雪，我们班清扫西边的篮球场，雪底下竟是干燥的沙土。我正扫着，有人拍我的肩膀，我一扬头——是车老师，他笑着。在我看来，他笑得很不自然。他说：“跟我到语文教研室去一下。”我心里疑虑重重：又有什么麻烦了？
走出篮球场，车老师就把一只胳膊搭到我肩上了，我的心猛地一震，慌得手足无措了。那只胳膊从我的右肩绕过脖颈，搂住我的左肩。这样一个超级亲昵友好的举动，顿时冰释了我心头的疑虑，却更使我局促不安。
走进教研室，见里面坐着两位老师，一男一女。车老师说：“‘二两壶’‘钱串子’来了。”两位老师看看我，哈哈笑了。我不知所以，脸上发烧。“二两壶”和“钱串子”是最近一次作文里我的又一篇小说中两个人物的绰号。我当时顶崇拜赵树理，他小说的人物都有外号，极有趣，我总是记不住人物的名字而能记住外号，于是我也给我故事里的人物用上外号了。
车老师从他的抽屉里取出我的作文本，告诉我，市里要搞中学生作文比赛，每个中学要选送两篇。本校已评选出两篇来，一篇是议论文，初三的一位同学写的，另一篇就是我的作文《堤》了。
啊！真是大喜过望，我不知该说什么了。
“我已经把错别字改正了，有些句子也修改了。”车老师说，“你看看，修改得合适不合适？”说着他又搂住我的肩头，搂得离他更近了，指着被他修改过的字句一一征询我的意见。我连忙点头，说修改得都很合适。其实，我连一句也没听清楚。
他说：“你如果同意我的修改，就把它另外抄写一遍，周六以前交给我。”
我点点头，准备走了。
他又说：“我想把这篇作品投给《延河》。你知道《延河》杂志吗？我看你的字儿不太硬气，学习也忙，就由我来抄写投寄吧。”
我那时还不知道投稿，第一次听说了《延河》。多年以后，当我走进《延河》编辑部的大门并且在《延河》上发表作品的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车老师曾为我抄写并投寄的第一篇稿。
这天傍晚，住宿的同学有的活跃在操场上，有的遛大街去了，教室里只有三五个死贪学习的女生。我破例坐在书桌前，摊开了作文本和车老师送给我的一沓稿纸，心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我感到愧疚，想哭，却又说不清是什么情绪。
第二天的语文课，车老师的课前提问一提出，我就举起了左手——为了我可憎的狭隘而举起了忏悔的手，向车老师投诚……他一眼就看见了，欣喜地指定我回答。我站起来后，却说不出话来，喉头像塞了棉花似的。主动举手而又回答不出来，后排的同学哄笑起来，我窘急中涌出眼泪来……
我上到初三时，转学了。暑假办理转学手续时，车老师探家尚未回校。后来，当我再探问车老师的所在时，只听说他早调回甘肃了。当我在报纸上发表处女作的时候，我想到了车老师，觉得应该寄一份报纸给他，去慰藉被我冒犯过的那颗美好的心！当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我在开列给朋友们赠书的名单时又想到车老师，终不得音讯，这债就依然拖欠着。
经过多少年，不知我的车老师尚在人间否？我却忘不了那淳厚的陇东口音……
（安格尔摘自时代文艺出版社《生命对我足够深情》一书，刘程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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