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
1884年，日本遣伊藤博文来天津，与李鸿章谈判中日条约。这是李鸿章与伊藤初次见面。
对于比自己年轻18岁的伊藤，李鸿章相当欣赏，他在向中央提交的秘密报告中指出：“伊藤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通商睦邻、富国强兵之政，不欲轻言战事、吞并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根据10年后他们的回忆，在两人的谈话中，伊藤已经提出了中国改革需要渐进的看法：“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归国后，伊藤也对其国人分析了中国当时的改革。
首先，他肯定中国的改革在短期内一定见效，“三年后中国必强”，但是，日本对“此事直可不必虑”。日本之所以不必担心中国，主要因为中国的改革将遭到巨大的内部阻力。他安慰那些被中国的崛起态势，尤其是被袁世凯在朝鲜以亮剑精神震惊的日本人，中国“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即中法战争）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
伊藤提出了他对中国改革的两个基本看法：一、中国必须改革，但中国的改革内部压力大，动不动要“睡觉”；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必须渐进。基于此判断，他认为，当下日本要韬光养晦，暂避中国的锋芒与锐气。只要避开中国的锋芒，“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
对于“言官”之危害，伊藤看得相当准确。10年之后，甲午战争爆发，而当中日两国在朝鲜惨烈激战时，一颗“炸弹”却在紫禁城内引发轩然大波：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弹劾正当前敌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罪名是骇人听闻的腐败、通敌。军机处迅速拿出了处理意见，各项指控“皆系影响之词，暧昧之事，碍难查办”。此事对李鸿章刺激颇大，他后来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
伊藤博文在1884年的分析中，不仅看到了“言官”的危害，还看到了即便是中国改革派官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他认为，日本的对策，“此时只宜与之和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发行钞票，“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
在伊藤发表这通“中国又睡觉矣”的高论不久，日本宣布实行内阁制，伊藤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前往日本谈判。在下关（马关），与伊藤博文第二次见面。这两位分别主导了中日改革的政治家，谈及两国的改革。李鸿章对伊藤说：“亚细亚洲，我中日两国最为邻近，且系同文，讵可寻仇？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于东有益也。试观欧洲各国，练兵虽强，不轻起衅。如我两国使臣彼此深知此意，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使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也。”
对于李鸿章打出的同文同种友谊牌，伊藤博文不接茬，他直接谈及最为关键的改革话题：“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中国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李鸿章唯有叹息。马关谈判之中，李鸿章与伊藤唇枪舌剑之外，亦有交心之言。
李鸿章曾说：“我若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贵大臣办事之卓有成效！”
伊藤道：“若使贵大臣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有可观。”
李鸿章道：“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
伊藤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何独不然！”
伊藤博文是个性非常张扬的政治家，其甚至有诗云：“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一点都不掩饰。这样的个性，如果在中国特色的官场里，“恐不能服官也”还真是实话，也可算是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
（流 光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12期，王 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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