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一墙之隔的地方，比如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诺加雷斯和墨西哥索诺拉省的诺加雷斯，亚洲的韩国与北朝鲜，历史上的东德与西德，贫富悬殊会如此之大？通过政治学、历史社会学与经济学的组合分析，美国学者戴伦·艾塞默鲁、詹姆斯·罗宾森试图用同名著作来给出新的解释。
“有三种理由让你爱上此书”，《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称：“它的研究主题是现代各国的贫富差异，这也许是当前世界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它充满许多迷人的故事，可以让你在鸡尾酒会上滔滔不绝；它充满悬念，你可能会如我一样，拼着一次把它读完，然后回头一读再读。”
贾雷德·戴蒙德没有夸张。此书材料相当丰富，作者似乎是坐在一个挂满世界地图的房间里写作，一脚踏着历史，一脚踩住现实。不过，在其炫目的案例与自信的论证之外，也存在观点重复、主题先行、行文繁芜的毛病。当然，这不能掩盖那些遍布全书的洞见的光芒。
作者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专注于“做对的事情”，但真正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做错”。国家之所以做错，之所以失败，大部分不是因为地理、文化等因素，而是因为掌权者做出制造落后的选择。他们这样选择也并非出于犯错或无知，而是有意做错——国家可以甚至必须失败，如果这样能够帮助掌权者成功的话。作者进而提出全书的核心观点：历史及现实中的国家的失败，主要是制度的失败，也即采取榨取式制度而非广纳性制度。作为学者，这种区分的目的是为了分析问题，它并不天然包含褒贬立场。
制度包括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广纳性经济制度强化财产权，打造公平规则，鼓励创新与投资，形成持续经济增长，并且人人可享增长带来的利好。榨取式经济制度与之对立，是少数人榨取多数人资源的体系，既无法保障财产权，也不为经济活动提供激励。
广纳性经济制度与广纳性政治制度互为支持。广纳性政治制度拥有多元政治体系，可自由竞争政治公职、选举权普及，新的政治领袖有机会和平崛起；国家有适当的政治集权，以此建立法治，为财产权及广纳性市场制度奠定基础。同样的，榨取式经济制度也与榨取式政治制度互为支持。在权力分配上，榨取式政治制度将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些人为私利而推动榨取式经济发展，并用所获资源巩固自身政治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榨取式制度并非一定与经济繁荣无关。在一段时期内，由于能集中资源办大事，榨取式制度也可能获得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1950-1970年代的苏联即是典型。但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无法持久，关键有二：持久的经济增长需要创新，创新又与“创造性破坏”（约瑟夫·熊彼特语，指新技术与新产业的进步对旧技术与旧产业的冲击及破坏）密不可分，而创造性破坏不但在经济上以新代旧，在政治上也会颠覆既有的权力关系，因此，榨取式制度下的精英总会抗拒创新；在榨取式制度下，政治权力是团体与个人都垂涎的目标，无不争相夺取。但在法治未立、规则不透明、权利无保障的状况下，对政治权力的野蛮角逐，其结果总是将社会推向政治动荡，从而葬送经济发展的一切成果。也就是说，它非但不能提供创新的环境，甚至不能提供稳定的秩序。
那么，广纳性或榨取式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作者认为，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而不是相反。政治制度的形成，取决于过去，尤其是过去的差异。有时只是非常小的差异，却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制度。比如，在15-16世纪，英国、法国与西班牙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英国王室对海外贸易的掌控非常虚弱，这导致在此期经济发展中得利的群体，乃是王室的对抗者而非王室自己，也由此催生英国宪政制度。而在法国与西班牙，海外贸易主要由王室掌控，此期经济发展的大部分利好，都由王室垄断，遂使它们在17世纪走上与英国完全不同的道路。
政治制度的改变或转型，则取决于关键时期，即社会既有政治与经济制度崩解的时期。关键时期往往由一系列大事件限定：比如在14世纪导致欧洲近半数人口死亡的黑死病，使西欧传统封建制度走向瓦解；又如15世纪之后大西洋贸易路线的打开，为许多西欧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获利机会；再如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为全世界的经济结构带来快速又具破坏性的改变，奠定了延绵至今的世界各国之间的贫富不平等格局。
作者特别指出，在国家制度的形成与转型上，小差异与偶然性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而任何历史决定论的解释——建立在地理、文化、伟人英雄或其它历史命定因素之上的论述，都是不恰当的。正因如此，要预测一个国家的制度转型，非常困难。
不过，本书最大的理论敌人，并非历史决定论，而是“威权式成长论”。
威权式成长论最强有力的论据如今不再是前苏联，而是中国。中国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迎来了三十多年的强劲增长。“中国模式”成为海内外热议命题，也为“威权式成长”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但作者认为，中国之所以成长，乃是因为邓小平改革了原先的榨取式经济制度，初步释放市场经济的能量，盘活大量廉价劳动力，产生“追赶效应”（穷国缺乏资本与技术，生产率也低，少量资本与技术投入即会大大提高其生产率。与之相比，富国增加的资本与技术投入对生产率只有较小影响。因此，在控制住其它变量，例如用于投资的GDP百分比时，穷国往往增长得比富国快）。
此外，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极大受益于外国的市场、资金与技术。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中国官方也倡导技术进步与企业创新，但真正推动经济的却是国家主导的快速投资，而非“创造性破坏”。与此同时，财产权在中国还不是完全可靠。
应该承认，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确实比前苏联更有广纳性，政府不再强行将所有重要资源都分配到军工与重工业上，但它仍是全能主义的。因其如此，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正在转向放权减政。
但基于上述逻辑框架，中国经济的衰退其实是迟早的事。现在的问题是，在达到极限之前，中国若能转向广纳性制度，衰退也可能避免。但是，想要中国自动或毫无痛苦地转型为广纳性制度，实在有点缘木求鱼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