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喜
母亲是上河人。
所谓上河，就是峡河的上游。七十里长的峡河，在本地人的习惯里，常被分为三段，上段二十里，称上河;中段三十里和下段二十里，统称下河。住在不同段的人在生活习俗和语言习惯上稍有差别。上段，苦焦、偏僻、荒凉。母亲出生的地方叫三岔，三条河在这里交汇，这儿是上段的上段，翻过后面的西街岭，就是河南省地界了。
母亲十七岁嫁到峡河中段的塬上，父亲家给的彩礼是两斗苞谷。那是爷爷用麻绳套来一只白狐，然后用它从河南贩子手上换来的。相较而言，河南那时候的粮食比峡河的宽裕。那两斗苞谷，外公一家吃了三个多月。当然，这些都是母亲告诉我的。
紧挨着峡河东面的地方叫官坡镇，那是峡河人赶集的地方。虽然它属于河南卢氏县，在行政上与峡河没半点儿关系，但峡河人口少，没有街市，也没有集，生活日用品、五谷六畜都要到官坡集上买卖。
母亲喜欢赶集。官坡镇，是母亲少女和青年时代去过的最远的地方。
母亲最后一次去官坡镇，是我十九岁时。她此去是为我占卜命运的。那一年，她四十一岁。我记得此后，她再没出过远门。
高中毕业后，我在家无事可干。家里有一群牛，我负责放它们。与农田里的活儿相比，放牛是最轻松的，故有“三年牛倌，知县不换”的说法，说的就是放牛的自由、散漫。家里让我放牛，也有对命运不认输的成分——放牛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可以在山上读一些书，想一些事情。那几年，牛在山上吃草，我在山上讀了很多书，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那阵子读完的。
放牛一年多，牛没壮也没瘦，原模原样，我却越发显得没了志气，露出傻样来。母亲对父亲说：“这不行，难道真是一辈子放牛的命？”
她带了两斤白糖、两包点心、十元钱，去官坡找张瞎子。
我没见过张瞎子，却不能不知道张瞎子，据说他通天彻地，本事了得。传得最广的一个故事是，有一个人搞恶作剧，把家里一头牛的八字报给张瞎子测。张瞎子排了八字，不慌不忙地说：“此人命里富贵，一生有田耕，不愁吃喝，八岁而亡。”那头牛真的只活了八年。
三天后，母亲回来了，对父亲说：“娃没事，四十岁上能出头。”
一九八七年，峡河发大水。
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洪水。那一场大雨，下了整整三天三夜，河里与河岸上的石头、树木、庄稼悉数被卷走，一同被卷走的还有牛、羊、猪和人。
大雨过后，峡河的水还没退，妹妹病了，中耳炎引发的乳突炎。那时峡河还没有撤并，还叫峡河乡，有卫生院。妹妹在卫生院里打了六天吊瓶，病情越来越重。去县医院，无异于登天，路途遥远不说，主要是没钱。我们兄弟几个正上高中或初中，每人每星期只有一袋干粮。街上小饭馆两角钱一碗的面叶子，我们从没吃过。
本来是不要命的病，却要了妹妹的命。那一年，她十三岁。我从学校赶回来时，父亲和母亲的神志都近于错乱。也是从那时候起，母亲开始哭，白天哭，晚上哭，哭了十年，哭坏了眼睛。这十年，她去得最勤和最远的地方，就是妹妹的坟头。这个“远”，是说来来回回的路程。单程算，从家到坟头不过数百米，但这么多年，母亲往返其间，加起来，怕有千里之程。
生活像一口锅，母亲一直在锅底的部分打转。锅外的世界不知道她，她也不知道锅外的世界。锅有时是冷的，有时是热的，只有锅里的人，冷暖自知。
从一九九九年起，我开始上矿山，天南海北，漠野长风，像一只鸟，踪影无定。有时，我一年和母亲见一两次面，有时终年漂荡，一年也见不着一次，甚至有时都忘了她的样子，但一直记得她说的张瞎子算的卦。
一转眼，我四十岁了。
四十岁那年，我在萨尔托海，方圆百里无人烟，只有戈壁茫茫。放牛、放羊的哈萨克族人，有时放丢了牲口，骑着马或摩托车呼啸而来，再呼啸而去。
这里是一座金矿，规模不大也不小，有三口竖井，百十号工人。我是这百十号人里的一员，像一只土拨鼠，每天地上地下来回蹿。
母亲知道我在世上，但不知道我在哪条路上。我经常换手机号码，她也许记得我的号码，但没什么用，这里没有信号。母亲的床头是一片白色的石灰墙，上面用铅笔记满了儿子们的电话号码，哪一个打不通了、作废了，就打一个叉，然后将新号码再添上去。这些号码组成了一幅动态的地图，她像将军俯瞰作战沙盘，因此懂得了山川万里、风物人烟，仿佛她一个人到了四个儿子到过的所有地方。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对她讲过，当然也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母亲的地图虽详细，但也不可能显现这样的情节。
这一年，我得了病——颈椎病。我最显著的症状是双手无力，后来发展到双腿也没了力气，如果跑得快点儿，会自己摔倒。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椎管变细，神经受到压迫。
我的工作搭档是一个老头儿，别人叫他老黄。那时他已经六十岁了，但模样比六十岁还要老，牙齿掉光了，秃头上围着一圈白发，又高又瘦。
我清晰地记得那是九月初的一天。那时的萨尔托海没有飞雪，但空气比飞雪时还冷。戈壁滩上的骆驼草已经干枯了，一丛一丛的。风吹草动，仿佛蹲着一些人在那里抽烟，那烟就是一股股风吹起来的黄尘。
我和老黄穿成了稻草人，因为井下更冷，风钻吐出的气流能穿透人的骨头。这一天，我们打了八十个孔，就是八十个炮孔。
进出的通道是一口竖井，原来是用作通风的天井，有八九十度，仅容一人转身。竖井里有一条大绳，十架铁梯子。打完炮孔，装好炸药，我说：“黄师傅，你先上，我点炮。”那时用的还是需要人工点燃的导火索。每次都是老黄先撤，我点炮，毕竟我年轻一些。
点完了八十个导火索的头，我跑到采区尽头，抓住绳头往上攀，可任我用尽所有力气往上爬，怎么也够不着梯子。脚和手仿佛不是自己的。导火索冒着白烟，它们一部分就在我的脚下，整个采场仿佛云海，我知道它们中的一部分马上要炸了。
这时候，我看到地上有一根折断的钎杆，插在乱石堆里。同时，我也看见绳头下的岩壁上有一个钻孔，那是爆破不彻底留下的残物。我快速抓起钎杆，插进残孔，爬了上来。刚到天井口，炮在下面接二连三地炸开来。
我对母亲讲过無数矿山故事，我的语气、神采带她翻过重重山，走过迢迢路，但这一截路程只属于我一个人。
四十五岁，我因为一场颈椎手术，离开矿山，开始另一种同样没有尽头的生活。比母亲跑七十里路，测卦得来的“出头”之日，晚了五年。
我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心理：凡是我认为好的兆头，在没有兑现之前，我总是小心翼翼，不敢告诉别人，不敢泄露半点儿秘密。比如接到编辑的电话，告知我写的某组诗拟于某期刊发，但在文字见刊之前，我从不敢把喜悦分享于人。对于一个失败太久的人，仿佛任何一个细小的失望都会成为压垮命运的又一根稻草。
母亲是二○一三年春天查出患有食道癌的，医生说已是晚期。在河南省西峡县人民医院，经过两次化疗，身体不堪其苦，实在进行不下去，就回老家休养了。如今，已是七个春秋过去，她依旧安然地活着，不但生活自理，还能下地种些蔬菜瓜果，去坡边揽柴扒草。其间她还就着昏沉的灯光给我们兄弟纳了一沓装饰着红花绿草的鞋垫。而当时与她一同住院的病友，坟头的茅草已经几度枯荣了。像这样于她于家的好事，我怕让人知道，怕提醒了疾病，它再找上门来。
商洛已经非常有名了，但在我的老家峡河，即使现在出门，大多数时候依然要靠摩托车助行。雨天泥水，晴天暴尘，曲里拐弯，涉水跨壑，十几年里，我已骑坏了两辆车。
山外的世界早已穷尽人间词语都无力形容了，而母亲的一生是与这些世界无缘的，她一辈子走得最远的地方是河南省西峡县城。那是二○一三年四月，她接受命运生死抉择的唯一一次远行。
西峡县城不大，比起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都不算什么，但与峡河这弹丸之地相比，已是非凡世界。那一天，母亲在医院做了初检，等待结果以办理住院。我和弟弟带她逛西峡街市。当时她已极度虚弱，走了半条街，就要找个台阶坐下歇一会儿。她似乎忘了自己的病，满眼都是惊喜，用家乡话不停地问这问那。对她六十余年的生命来说，这眼前的一切是那样新鲜。
我们行到灌河边，滔滔大河在县城边上因地势平坦显得无限平静、温顺。初夏的下午，人声嘈杂，草木茂盛。虽说家乡也有河水，也年年有几次满河的丰水期，但比起这条宽广的大河，实在乏味得可怜。那一刻，母亲显示出孩童般的欣喜。也许在她的心里，也曾有各式各样的梦，也曾被这些梦引诱着抵达过高山大海、马车奔跑的天边，但因生活和命运的拘囿，只能渐渐泯灭了。那一刻，我看见一条大河推开了向她四合的暮色，河岸的白玉兰，带她回到少女时代的山坡，那里蝉声如同鞭子，驱赶着季节跑向另一座山头……
那一刻，我有欣慰，也有满心的惭愧。
在外漂泊的十几年里，我每一次回来，和母亲唠家常时，她都要问一问我到过的地方怎么样，有啥样的山，啥样的水，啥样的人，啥样的衣饰穿戴。我用手机传回的照片，她一直保留在手机里，以至占用空间太大，老旧的手机总是卡死。一直以来，我对她的这些问询、这些举止，都不以为意，以为她只是关切我在外的生活。现在想起来，她这是借我的眼睛、腿脚和言语，完成一次次远游。
如今，母亲已经七十岁了，一辈子的烟熏火燎、风吹雨打，让她的眼睛视物时已极度模糊。慢慢地，人世间的桃红柳绿、纷纷扰扰，她将再也看不到了。即使我有心带她出去走走，她的身体也已无法承受。
所谓母子一场，不过是她为你打开生命和前程，你揭开她身后沉默的黄土。
（江 霜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微尘》一书，本刊节选，刘德山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