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是老君炉前，不是天堂门口
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第三日，中午。
儿子把所有的衣兜全掏出来，向外。他的浑身就挂满了小口袋，可以用袋鼠来比喻了。他的两眉搅在一块儿，满脸写着焦急。在铺满小桌的钢笔、尺子之间寻找什么，又抖起书来，哗哗响。忽然无声，呆呆地立着，让思绪顺着上午走过的路，坐过的考场爬。忽然又跑了出去，到院子里，转了一圈儿返回，像碰到了“鬼打墙”。
“怎么啦？”他的妈妈问他。
“您甭管。”
“到底怎么啦？”
“您甭管！”
“什么叫甭管？”
他看见母亲似乎要发火，又把火气强按住，忙着将绿豆稀饭和多样儿菜碟布满小桌。听见母亲说，跑这么大老远来侍候你为什么？还不是为了你考个好学校？他听见母亲的声音有点儿抖。他知道，高考考场距家足足有10公里，母亲请了假，找了这间小房子，来为他补充碳水化合物、高蛋白，牛劲儿和自信心。母亲的耳边悄悄儿地出现了白发，那白的，可真刺眼。他知道，母亲为他能否考中重点大学着急。母亲越为他着急他就更着急，他更着急母亲就急上加急，着急成为“平方”，不停地升级。母亲还是憋不住，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告诉我。”
“准考证丢了。”
天哪！
他从母亲嗡动的唇间辨别出了那无声的惊叫。“不要紧，先别着急。定下心来，想想，”母亲的声音绝对柔和，平静。那平静之中的不平静，柔和里含着的尖厉和不稳定，使他身上似乎有了汗，汗像小虫子在身上爬。“吃饭吧，一定要多吃点儿，然后吃点儿西瓜，别着急。你怎么不到考场看看，准考证是不是忘在那儿了？”
“考场去了，退出考场就不让进了。”
“有人把门，是，有人，别着急。”
着急，这个字眼儿，被加上否定的意思，不停地重复。
他的妈妈给他准备好了饭，便出去了，回来之后，发现儿子并没吃什么，儿子满脑门子官司：“妈，您给我爸爸打电话去了？您干吗要给他打电话？下午我到考场门口去问问，也许落在那儿了。要是找不着准考证，我不考了！我不考了！”
儿子直着脖子叫，忽然无声。他看见，母亲那美丽的大眼睛红了，盈满了湿漉漉的东西：“韩剑，你怎么能这么说？撒什么脾气？怎么可以说不考了，你跟谁斗气？”声音很冲动，随即又尽力平和下来：“别着急，想想下午的考试，就这一门儿了。二十四拜都拜了，就一门儿了。”
“您到底还是给我爸爸打电话了啊！”
“是的。”
我接到妻子的电话，听见她说儿子的准考证丢了，可能会被监考老师拒之门外，心里立即着了火。 儿子的6年中学生活，特别是近一个寒暑拼命准备复习所付出的劳动可能付之东流，使我惶恐。我撒丫子就往外跑，赶公共汽车。我气喘吁吁，紧张得满脸的肉抽动，像被人追赶的贼。孩子的母亲说，如果找不到准考证，须再向高校招生办去补办，约好他在公共汽车站等我。我向车上挤，不顾一切。我吸着气，提着小腹，把自己弄瘪了，塞人公共汽车里的人群中去。
12点20接到电话，1点15，我跳下公共汽车，出现在爱人面前。我们互相安慰，互相掩饰着内心的焦虑，拟定到时候由她等在考场门口，我跑向高校招生办。如果儿子问起我怎么来的，妻子教给我撒谎：就说从机关要了一辆小车，很方便，很舒适，很痛快。我答应，内心感到一阵悲哀：虽然我在外面被人尊崇为知名作家，在本单位一向自卑，个人的事儿，哪儿敢张嘴要车？
可是我一定得这样儿撒谎，装得在单位很受宠。
我感觉到父辈的担子、责任、庄严、神圣和力量。虽然那庄严，那神圣和力量里包含着假，包含着虚。
考生们，缕缕行行向北大附中考场进军。
一路走一路看着书的，低着头咕哝着试题答案的；满眼茫然在寻找什么的；紧张得自行车不敢骑，推着的……
听说就在高考三日之内，一个女应届毕业生，正是如花似玉的年龄，只因为精神紧张，被汽车撞死了。她被辗成了一团血肉，没能走向考场。
我紧张。
满街烟尘。所有的大卡车，小汽车全是南北走向。所有的人，老的少的，几乎全都横穿过车隙，由西向东直奔高考考场，乱纷纷。
儿子终于走过来了。
迈着方步，有心无心地翻着书。
他这几天就这么撑持着，他请求母亲别当着人面儿问他考得如何。别人若问，他把自个儿的脊柱拔高了，总是说非常之好。他尽量装得漫不经心，若无其事，其实他紧张得三日高考只喝了一点儿粥，吃了几角西瓜。
“爸，您用不着来的。”
“没事儿，我没事儿，你别紧张。”
“你爸爸要了辆小车，没费事儿，来看看。”妻撒谎，脸已经红了。
我们约定，韩剑先去考场，若找不到准考证，不准应考，立即下来，然后他妈妈去向监考老师哀求。我呢，立即长跑去招生办。我想我行。虽然我至少二十年没有长跑和短跑，到时候我会像兔子一样跑得飞快的，我相信精神力量。
我和妻子互相依靠着，否则，不是她倒下，就是我倒下，我们彼此都听得见胸膛里心脏在擂动战鼓。
我们走向北大附中考场。
我顿时惊呆了。
院子里黑沉沉，到处是人。凡是有考生的地方必有考生的爹娘，这话不错。挤挤撞撞的人群里，家长没有一半儿也有三分之一。溢着油的年轻的亮堂堂的脸旁边，常常有一张爬满皱褶的黯然无光的脸陪衬。使我想起荷塘，嫩的荷花和老的残叶。一头白发，又一头白发，如会蹒跚行走的积雪的山峰。有一个戴眼镜儿的，鼻梁上如架着两个啤酒瓶底儿，左手举着“三明治”——面包夹肉，右手擎着汽水儿，颠颠儿地跟在正背书的儿子后面；有一个拿毛巾给女儿擦汗的，自己的额头和脖子上爬满了黏稠的发黄的液体；有一竿竹马在敲地，行走，大约是盲人？这会儿，也有许多孩子不肯和父母在一块儿，他们自己聚在一起。可是，我可以通过他们各自父母的眼睛里放出的线和钓钩，轻易地指出谁是谁的孩子。
铃声尖厉地响起来了。
考生们蜂拥向考场而去。所有的家长全部垂手而立，目送儿女们在考场门口消失，这些操碎了心的中老年人，这些伴读，侍者，老母鸡，大袋鼠，依然面对那庞然大物肃然，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贸然动作。氛围严峻而且——悲壮。
考试的时间变得凝滞，慢得折磨人。
“这是连家长一块儿考呢！唉唉……”终于有人悄声自语，叹息，活动手脚。距考场一百码外，人们动起来了，真像热锅上的蚂蚁啊！
这就是中国，北京，1987年。
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决胜日，最后一天，7月9日，阴，傍晚有雷阵雨。
仅北京市，1984年考生3.8万；1985年考生3.4万。
1987年预计报考人数激增至5.8万。
大学录取比例：3.52：1。
据云，就是这个日子，全国，每年高考的“举子”二三百万。几百万大军，陪考的又有多少？本年度北京市自然淘汰数将高达3.92万。这个高额人数，咄咄逼人，无疑， 摆在学生、家长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他们的子女已经度过了漫长的6年中学生活，当然渴望一贼而就。无论经济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特别是在北京，这些家长都希望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最终得到选派留学或科研中心、国家机关、外事外贸单位的选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信息时代，知识爆炸，这些尽人皆知的口头禅，使得人们的心理状态变得紧张、惶惑，青年的和中年的父亲母亲们，早就参与了下一代人的竞争。竞争几乎提前到了母亲的妊娠期。从早期学前教育，选择幼儿园，到重点和非重点小学、中学的投考，家长们在拼智力、经济力、应变能力，当然也包含社会活动能力和关系网的面积、密度。
我知道高考考场并非“天堂”的大门口，即便考中名牌大学，儿子还有好长的艰难的路要走。事实上，这简直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事实上，我和孩子的母亲早已在那炙热的炉子里烤着呢。
我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考场的窗子，眼睛要流泪了。我知道，并不全是玻璃晃的。
儿子，是否找到了准考证？我的神经紧绷着，随时准备起跑。
第二章 巨大的投资和幻想的设计
从来没有人像这一代作父母的这样，对子女干涉得过多过细。他们（我们）执拗地为子女设计着未来，并试图使子女就范。家长们心血与物资投资之巨常常超过自己的负荷能力，呕心沥血。
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女讲师， 因丈夫有外遇而离婚。她把5岁的孩子送到北京海淀区少年宫学习音乐。她以自己的衷肠和眼泪赢得了老师的同情，儿子破格被收下，插入小学高年级合唱班，半年后她又将儿子带到中央音乐学院办的器乐学前班。这时她惊讶地发现，眼泪和衷肠并不能叩开儿子成龙的龙门。学前班的考场上挤满了家长，谁也不理谁，互相较着劲，用目光搏击。她十分精明，归后，四方借贷，为儿子购置了钢琴，聘请了钢琴教师，教师授课的月收费，已由16元增至30元以上，她也不吝惜。
钢琴已成为紧俏物资，数度提价，市场仍不能缓解。
当然，莫扎特、施特劳斯这些驰名世界的大作曲家都有良好的学前音乐教育。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15岁的盛原已经在全国性的珠江钢琴邀请赛上夺魁；17岁的提琴手郭昶，已经两度于梅纽因国际比赛中获奖；11岁的马向华，一支二胡曲在港赢得四座赞誉。
而今，似乎安排幼小的子女学音乐被看成一种成才捷径。既可使子女早期进入竞技状态，又可逃避高考的煎熬。
可是，音乐未必适合所有的孩子。
父母亲为子女设计的蓝图，未必能够成为现实，特别是那些对子女期望过于急切的父母。
报载：一对年轻的父母，勒紧裤带，省吃俭用并借贷，为儿子购置了一架昂贵的钢琴。从此，他们如监狱的看守那样看守孩子练琴，剥夺了孩子一切游戏时间。弹琴成为苦役，钢琴成为仇敌。孩子为了摆脱痛苦，用刀剁了手指。
另一个孩子，则趁父母不在，用锤子狠狠地砸碎了钢琴键盘。
我也差点儿把儿子逼疯了。
他刚刚呱呱坠地，我就含着口琴，吹给他听。希望从他混沌未开的脸上找到陶醉。我把收音机的旋钮开到最大，放音乐，希望能看到他的喜悦和音乐感受。其实，那会儿， 我的儿子除了懂得吃奶啼哭，往襁褓里拉屎撒尿，什么也不懂。儿子7岁时，我和他妈妈认为他具备了学音乐的条件，他对音乐有很好的感应与记忆能力。可以初步用固定唱名唱简单的谱，唱变化音，升F降B转调儿，都能唱得准，手指的条件也不错。于是我们商量，让韩剑学钢琴吧。于是我和妻都希冀并深信不疑儿子会成为钢琴家。想到深紫色的天幕升起来，黑雾弥漫的剧场里浮着的成千双如痴如醉的眼睛，全盯着我们的宝贝儿子。他坐在乳白色的光圈儿里，十个手指把那架钢琴，那个老大的大黑盒子弄得丁冬响；他苍白的脸上带着神经质的笑。谢幕；他会说话的手指捧着花儿……我可真他妈的醉了！
我们给韩剑找的钢琴教师是我们读艺术院校时的老师，非常慈善又富有教学经验的老太太，徐非。
从此，每天晚上，我和妻挟着儿子练琴。儿子居中，我们一边儿一个，虎视眈眈。两个小时，一丝不苟，像挟着一个小犯人。
儿子坐在琴凳上，扭。
妻说：“屁股长草了？”
我说：“凳子咬屁股哇？”
妻说：“坐好。”
我说：“不许动！”
在黑沉沉的钢琴和黑沉沉的父母之间， 7岁的儿子像一只小甲虫，可怜虫。他把屁股钉在凳子上，两手在键盘上爬行。
妻说：“手指立起来。”
我说：“让你把手指立起来，听见没有？”
妻说：“立！”
我说：“立！”
我和妻子王作勤，毕竟是音乐学院毕业的。两小时陪练时间，尚知道该弹什么，怎么弹。那些与音乐绝缘的家长，往往懵懵懂懂陪坐，只知督促孩子重复已经大错特错的指法， 不是F没升，便是B没降。他们以持久战取胜，每日让子女练琴4小时至6小时，连续不停。
我说：“节奏越弹越快，赶什么？”
妻说：“别赶，稳一点。听节拍器的。”
我说：“怎么还赶？赶鬼呀？”
妻说：“赶集呀？”
我气愤地将儿子的右手抓过来：“别赶！”
儿子哇地一声哭了。
哭得我和妻心乱如麻，惶恐。
可是，我们是绝不会让他离开钢琴的，尽管有点儿心软，心疼。
其实，我知道，长春有一位技艺娴熟的著名钢琴家，听说他小时候被父母终日捆在琴凳上， 能动的只有手， 能碰的只有琴。后来他练就了两手好功夫，却得了“钢琴症”，无论什么场合，犯了病就弹琴不止。国际比赛选拔的时候，他占住了琴凳，弹得昏天黑地，弹得主考官们瞠目结舌，最终弹掉了比赛资格。在监督孩子练琴的时候，往昔的借鉴全忘了。我们巴不得儿子突然在一个早上参透了音乐的禅机，十指全都生出灵魂，我们操之过急。
“放松，胳膊紧张什么？”
“别紧张。听着，别紧张。”
“两只手怎么配合的？两只手咬牙切齿呢。”
“左手弹旋律，右手干什么呢？”
“练不好，别想下来。”
“今儿豁出来，陪你到大天亮。”
我们一唱一和。
我们发现，儿子的笑声没了，歌声失落了，天真活泼可爱全都丢了。面对钢琴，他充满了仇恨，望着黑键白键，眼泪汪汪。当我们指出他错误的姿势和指法时，他无声地流着泪。
后来，他坐上琴凳就哭，成为条件反射。
完了！
失落、失意、失望，怨天怨地也怨自己，我甚至怀疑自己的遗传因子不佳。我们无法使7岁的孩子懂得并看到我们为他设计的未来是何等壮丽辉煌； 也无法代替他坐在琴凳上修炼成正果。有一点，我们还是清醒的：艺术家成功的最重要的基因是热爱艺术。未来的和现实的钢琴家都必得视钢琴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而我们的儿子对钢琴却只有仇恨。
不学了！把钢琴谱全部送人！
这一抉择对于我们是痛苦的，对于儿子是极大的解脱和欢乐。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设计连同实施方案全都不可避免遭到惨败的结局，决心让悲剧早些落幕。
不学钢琴学什么？
琵琶。
因为血缘，因为责任，因为自信，因为憧憬，因为幻想，身为父母不甘失败，开始了第二设计。这一次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怀柔政策，循循善诱。哄着，请儿子练琴。 经济上的投资日积月累，不必一提。重要的是生命的投资。一年365日，52个星期。每日一至两小时陪练，每周六下午教师前来授课，我得好生侍候、陪着。每周六的晚餐都得为教师准备佳肴，凡此日，王作勤就得抱着热锅，闻着油烟，大干加巧干。我在颤抖的琴弦声里度日如年，妻子则简直是自已被油煎，被蒸煮，被翻炒。不能说儿子不用心，他毕竟在枯燥的夹弹、轮指、扫弦之中渐渐长大了。他的基本功比较扎实，音乐感觉不错，曾在区与市的比赛中名列前茅。转眼就是该报考音乐学院附中了，我和妻踌躇满志，跃跃欲试。带着韩剑去母校，想到儿子可能成为校友，心与鸟儿齐飞。初试，复试，孩子发挥不错。就在这时候，音乐学院有位熟悉的老师警告说，不要乐极生悲，恐怕预后不佳。教琵琶的老师自己有两个私人学生应考，本年度只收一至两名。
又完了。
果然。
我费尽了心机为儿子进行了第二次设计，进行了经济投资、智力投资与生命投资。然而，父母给子女的未来设计，无法抵御命运对子女的抉择。
我的设计是海市蜃楼？
我的投资全是打水漂？
也许，父母根本就不该为子女做如此设计，更应该随遇而安？也许，父母越是牛不喝水强按头，牛越是不喝水？记得龚自珍曾有文章贬斥“病梅”，对于那些以人工之力，强扭着将梅花枝条捆绑蜷曲成各类形态的人表示了极大愤慨。儿女并非可随意蜷弄的梅花，父母也不应当做制造“病梅”的花匠。那么，这次韩剑的落榜，是对我的惩罚？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本叫做《初升的太阳》的书，写的是苏联的一个孩子，父亲是画家，母亲是音乐家。父母协同作战，逼着儿子弹钢琴。孩子被锁在房中，却无意于十二平均律，偷偷地画了很多画儿。画稿藏在钢琴共鸣箱里。父母见他不肯好生练琴，怒不可遏，管教甚严。忽一日，那孩子爬窗子逃到了大自然当中去，他的生命中涌动着愉悦的大潮和艺术创造的欲望。他在地上，用树枝勾画描摹着他心中和眼中的世界。父亲悄悄地来了，惊讶地发现：这孩子，竟然自己发现了人类曾摸索多少代才总结出的透视规律。
后来，这孩子学画儿了。
后来，这孩子的美术作品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展出了，成功了。
后来，14岁的小画家随小伙伴去打猎，为了救别人，自己的胸膛误中了枪弹……
14岁的太阳，夭折了。
但是他的短促的生命史和艺术简历说明了什么？难道不是说明他的潜质拂去了尘灰，得到了弘扬吗？
这一日，1987年7月9日，我想起这些事是不足怪的。
一阵轻雷，催下了渐浙沥沥的雨。海淀小镇错落的屋脊，瓦片儿如闪闪发亮的鱼鳞。高层建筑的阳台真洁净，盆花儿，红的黄的绿的，点彩。路边，枝叶儿柔了，湿了，乌儿的叫声润了。街上纤尘不起，柏油路面儿上滑过一层水，晶亮的。
我的心里轻松些了。儿子走进考场，没有中途下来，准考证一定是找到了。
这时候，我的肚子发出了孤独的咕噜声。
去吃了一碗冷面，辣的。
狗肉要了一碟，不新鲜，黑的，又干。闻着腥，扔了。
云，还在天上涌动。
韩剑从考场回来了，没有淋雨，却像水浊过的小公鸡。高考准备阶段开始瘦下去的脸，成了窄窄的一条，两腮也嘬进去了，这会儿挂满了沮丧，那人，好似一副空壳，走了髓。
我问：“考得怎么样？”
“完了，”他说，“这回全完了，全砸了。”
他的妈妈惊得眼睛更显大了：“不是说挺好吗？”
“我，那是硬撑着的，硬撑着！”
我一时说不出话。也许，我不该采取任他自由发展的战略？也许，应该逼迫他继续学钢琴，学琵琶？也许，我们帮助他选择的志愿（第一志愿填写的北京大学）太冒险，全错？
许多1987年普通高校考生的家长， 都在6月15日至18日紧张地为子女几乎是最后一次设计。为数不少的家长可背出一类二类三类学校的去年的录取分数线和今年的招生人数。在为子女填写志愿草稿的时候，无不感到笔的沉重，无不再三斟酌。所有的人都清醒地意识到竞争的激烈和形势的严峻，于是，渴望提前录取，或者，至少可以碰碰运气，早些得到解脱，多得到一次机遇。
北京院校提前单独录取第一志愿报名情况，出现了新的变化：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计划招收3人，报名人达628，录取比例209，3：1。
北京电子专科学校，计划招收7人，报名人达1327。录取比例189，57：1。
空军政治学院，计划招收7人，报名人达937。录取比例133.86：1。
并不排除家长与学生焕发了对于政治工作的新的热情的可能，同时也必须承认那些不言而喻的诸多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这一年，高分数段的许多考生（以外语为例），把外交、外贸、外经放在第一位，这可以看到新的经济形势在人们心上的投影。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显然显示了子女对家长的悖逆心理。一些考生背着家长，改填志愿为外地的高等院校，甚至在填写的时候宣言：离家越远越好！填报外地院校的原因当然不仅于此，也许绝大多数青年学生志在四方。但如下数字却包含着一部分考生希望自立，自强的愿望。
北京考区，文史类，第一志愿：南京农大录取比例32：1；长春地质学院50：1；哈尔滨建工学院41：1；厦门大学14：1。而北京的院校：北京大学（外语类）2：1；中国人民大学（文史类）4.7：1；北京师范大学（文史类）10：1。
可惜的是，相当多的学生家长并没有意识和顾及到子女的自立愿望。孩子们在80年代大都早熟。事实上16岁的孩子已经相当有主见，在心理学上称之为“第二次断奶”，力图摆脱父母的羁绊，挣断脐带。我并不是说家长们用心血为子女设计的蓝图全不可取，但往往忽视了孩子的潜质和自立意识，教育方法不当。大多数父母仍然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一厢情愿， 强制子女向东或者向西。 于是，出现了所谓“代沟”。我们不能一味地责怪下一代。很多青年学生既要求自立，也在自强、自证。作家韩少华的女儿韩晓征，是《北京青年报》推荐的87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希望之星。中学时代已发表许多诗作和散文。中篇小说《夏天的素描》刊于大型文学月刊《十月》。一日，在首都剧场，我看见韩少华买了束花，给女儿拿着，满脸写着幸福、慈爱和得意。
我走过去，与少华握手，寒暄。
“少华，这是你的千金？”
那晓征却背了脸，听见问，匆匆回了一下头，笑了笑，又把目光抬起来，注视着茫茫人海。
我用目光问少华：您的女儿，这是？……
少华靠近来，附耳道：“我的女儿难得和我一起出来，她最不满意的，就是别人说——这是韩少华的女儿。”
“噢，为什么？”
“她说，有那么一天，我和她一起出来，要让别人说——这是韩晓征的父亲。”
这可以说是自立意识的一种表现方式。
我的儿子也有他的表现方式。高考总复习开始不久，家里忽然接到一封香格里拉饭店服务员的录取通知书。我很吃惊，问韩剑：
“这是怎么回事？”
“我去考了一下，还参加了复试。您同意吗？”
“现在来问我？——你可以去，假如你愿意。在大饭店当服务员也不错嘛。”
“我只是想证实一下自己。”
是的，我心里有些不快，这，大约也是对家长的挪揄、挑战和漠视？我感到了他在暗示自己独立的力量。事实上，他在钢琴凳上哭泣，在音乐学院被淘汰后无动于衷，都是对我们的挑战。
看到他高考结束时失魂落魄的样子，我想，第一志愿报北京大学，也许又是我们的错？不，这次是充分尊重他的意愿的。依了我，也许更希望他学中文，可是，志愿表上填写的是外语。
第三章 成功者手中的魔方和备种解法
比起在高考期间倍受煎熬的考生和家长，那些捷足先登的少年大学生们似乎要轻松些。
我这儿有一份在西德慕尼黑举行的第十届国际自控联合会世界大会的材料，登载着一位少年大学生的简历：
方黎平：
1964年3月出生于浙江慈溪， 1982年7月毕业于天津大学。1985年5月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系统设计工程系获科学硕士，现攻读博士学位……1985年10月参加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的国际自动联合会水陆资源系统分析会议，宣读了《冲突图形模型》论文。
今年7月在西德慕尼黑举行的第十届国际自控联合会世界大会上又宣读了《国际投资冲突的图形分析》的论文。这种囹形分析方法具有直现、明显的特点，易于理解交流，便于在社会——经济领域的现实应用，必将产生重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这个领域属于诺贝尔经济奖的范畴，具有极大的前景。
方黎平的确是这一代青年中的佼佼者，14岁入大学，18岁大学毕业。年方21，已经在国际性的会议上侃侃而谈。他的父母是如何教育他的？是否如许多家长那样，严厉地监视监听外加每晨供应一个蛋一杯奶以及“人参蜂王浆”和“青春宝”什么的？可惜无法跟踪他到慕尼黑、滑铁卢，我只知道他的父母大约是普通的农民。
好在有他的同窗好友可寻。
我来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部的英语培训中心。这里有方黎平的同学李小坚和二十几名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我向首先碰到的同学问起家庭情况：
李小坚，16岁考入大学，早年丧母，父亲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命运多赛。
张珩，17岁入大学。父亲在省里搞经济工作，知识分子。
忽然想到戴着红领巾的研究生谢彦波，他的父亲是大学物理教师。
也许这里可以得到什么概率？
从科技大学少年大学生的家庭条件看，五期统计，知识分子家庭占总数的69.6%。很显然，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在辅导子女超前学习有着明显的优势。社会背景的文明程度和家庭的文化氛围对于孩子成长是重要的。
这就叫做得天独厚。
然而，这并不能说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是这个世界的遗传法则。
《光明日报》1985年4月20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新闻：“老农李本常的4个儿子全部考入大学或中专。”黑体字赫然入目：“李本常对孩子们说：‘日后国家需要人才，你们应当刻苦读书，我累死累活也要供！’”李本常，五世扛活，五辈文盲。褐脸，泥脚，灰土土的汗塌儿，在旱烟锅里升腾的青烟中显得混沌，独有一双眼亮得出奇。 他以远见卓识将儿子们一个个送出了荒僻的甘肃皋兰县的小村庄。1977年高考制度刚刚恢复，大儿子便捷足先登，考入开封黄河水利学校。后面的弟弟紧紧相跟，全部考入大学，一个学冶金，一个学畜牧，老二李积宪1979年考入甘肃工业大学， 4年后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班，1984年东渡日本，赴日本筑波大学留学。
这样的例子并非绝无仅有。
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带的研究生吴彦，父母亲都是江苏省射阳县的公社小学教师。
赴美物理研究生阑晓波（17岁），父母亲都是工人，小学文化程度。
还有，少年大学生张宝国，父亲在公社工作，母亲是文盲；王海达，父母亲都是农民；刘军，母亲是工人，文盲，父亲是年迈的木匠。砍木头的斧子，是怎样修斫出年少成材的大学生呢？
我和中国科学院的博士生们讨论了这个问题。
江苏淮安来的鲁明之，17岁升入大学。大气物理所的博士生。父亲是职员，母亲是工人。他说：“我攻读博士生，当然是想探索科学的奥秘，不虚此生。可还有另一个原因，当初我和大学辅导员关系不好，很压抑。我一定要离开原来学校，一定要报研究生。 报了名，发现我们3个挺要好的同学报的是一个导师周明玉，录取名额只有一个。当然，我们3个都不肯退的，决一‘死战’了。”
他笑，很自得。
班长朱宗林，37岁，插过队，声音沉郁浑厚：“我觉得我们读博士，也有偶然因素。或许有些影响，还没明确地意识到。一些同学从农村来的，家庭环境背景和文明程度都差。开始难免有些自卑心理。可是终于干得比一些城市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学更好，我认为这是用这种方式证实人格的力量。如鲁明之说的——证明自己不是弱者。”
李小坚：“我同意这个说法。我们这些人大部分是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生的，饥饿中生的。我们歪歪斜斜站起来了，还经过了‘文革’，但毕竟证明自己是有力量的。我是1962年生的。”
张荣华：“我家在浙江绍兴，农村。种稻子，要插、要晒、要收。我考大学，父亲反对，可我对科学有兴趣，16岁考上大学。我是走一步看一步，考研究生，碰碰运气。我觉得机遇很重要。”
哦？农村来的，博士生！
请谈谈你们的启蒙教育，我说。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不想爹娘，想媳妇儿。”
有人学着老奶奶漏风的嘴里发出的咕噜声。屋子里哄堂大笑，我也笑。这地老天荒的古老的“摇篮曲”使我想起油灯、纺车、辘轳、柴烟味儿和年画儿。又有人说，当然还有“车胤囊萤”，“孙康映雪”，“匡衡凿壁偷光”。是的，也许还有“牛郎织女”，“白蛇许仙”；还有二十四孝里的“郭巨埋儿”和“老来娱亲”……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积淀是个复杂的多面体，千百年的积淀里既有富于浪漫色彩的启迪一代代人想象的故事，又有封建保守的糟粕，也有勉励人自强不息勤奋学习的历史演义。当然，启蒙教育不只来自家庭，还有学校。教师和书籍教给孩子们懂得爱迪生发明白炽电灯用的是6000种材料； 居里夫人提炼一克镭烧炼了8吨沥青；懂得“小布头”怎样奇遇，“匹诺曹”怎样历险。
力学所的博士生刘树军在想什么呢？
他来自邯郸县农村，父母亲都是文盲。
启蒙教育有有声的，也有无声的。他说：我们那儿，到处都有古迹，一弯腰就可以捡到一个故事。传说神仙吕洞宾的拴马树还在。常常有方园百里之外的人来抠神树，取仙药。大脚、小脚、解放脚，全奔神树而来，跪着，哆哆嗦嗦的，抠树，把树都抠死了。邯郸秀才做黄粱美梦的大槐树也在，我在那树下边坐过，真想也做个梦，可是睡不着。还有简相如廉颇顶牛儿的地方。邯郸有蔺相如的“回车巷”，到那儿就知道“完璧归赵”是怎么回事了。“毛遂自荐”的毛遂住处也会有人指给你。还有“学步桥”，喂，你们看我走路的姿势怎么样？
这说的大约是环境了，大约是“人杰地灵”这个词儿里的“地灵”了，我想。
那么，你考上大学的时候多大？
16岁。
你的父母亲有什么不同凡响的教育手段呢？
我父亲一个大字不识。我跟他推一车白菜去卖，七分一斤卖七斤，他算成七七八角一，人家拿九角，他找人一分钱。人家笑他只往里拐，我也笑，笑得父亲大红脸。他原来是马车夫，挺辛苦，风餐露宿这话不谬。到了领补助费的时候，看那名单上的黑道道，哪个都像自己的名字，哪个也不像，小学的语文算术他都帮不上忙。
你怎么确定人生目标呢？
我一直梦想当飞行员。邯郸发过大水，眼瞅着房子泡倒了，冒几个泡儿，成了泥浆。人全跑到山顶上，树顶上，这时候飞机来空投救灾物资。我想当飞行员，检查两次身体，都有零件儿不合格。我后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是火箭发动机。
请你谈谈父母亲对你的影响。
农村人，四十多岁，人生目标差不多都是望子成龙。子女行了，他一辈子就圆满了，心理上得到满足。这个，逼迫你去奋斗。还有，农村来的博士生，老大居多。长子总要起掌旗兵的作用。我们那儿，家长都特别看重老大，这对我的心理上也是一种压力。
他，刘树军谈的也是这个：自己的内应力。他要证明自己是个有作为的老大，是强者。
那么，我是否也唤醒了儿子心中的内应力呢？
记得，我16岁初中毕业，母亲已视我为巨人了，可是当我的儿子16岁的时候，我还是把他看成奶味儿未消的孩子。那年，他迷上了集邮，放了学就混迹在邮市。与那些黑市上的邮贩子们攀谈、交易，功课迅速向下滑去。我怒不可遏，抽了他一个耳光。
他一动不动，冷漠地看着我。
我又狠狠地将老大巴掌扇了上去。
他挺住了，脸上毫无表情。
我在这一刹那间，惶惑、愤怒，同时也意识到他在“勇敢顽强”地用脸来迎接我的巴掌，16岁的儿子并不那么容易对付。
我在极其愤怒而又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把他珍爱的集邮册撕给他看。他哭了。我并不怀疑自己是拥有权威的父亲，是正确的化身，也不怀疑有朝一日他会懂事，会送给我一个歉疚的、可爱的、亲亲热热的笑脸儿。我打了他，我的心却在痉挛、痛楚。当我把巴掌呼扇过去的时候，真想告诉他，打是亲，骂是爱，儿子，你瞧这生着五个叉的巴掌全是爱。
我们之间出现了深深的隔阂。
不但不能企望他送给我一个可以抚慰我痉挛的心脏的有益无害的笑，而且，他很少再同我谈话了。
我这才注意到他的上唇生出了细细的毛，注意到他的喉节大了，声音变粗了。
我这才意识到，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儿子，16岁，要挣断连接他与父母的“脐带”了。维系两代人关系的，不可能是什么威严、训斥和巴掌，只有感情，只有理解。
于是我渴望找到个机会，重新开始。
一天，韩剑一个人在房里把吉他弄得很响，唱流行歌曲。
我推门进去。
他把琴弦用手捂住，懒洋洋地看着我。
“唱啊，韩剑，怎么不唱了？”
他好像没听见。
“再唱一遍，什么歌？我听听。”
他用目光往门外推我：“您可不一定喜欢。”
“说不定我会喜欢呢。”
他看了看我，目光很陌生。
我看了看乐谱：“这支曲子！来，我试唱，你伴奏。不，还是一块儿唱吧。”
妻来了，看看我，看看儿子。
我忙可怜巴巴地向妻丢个眼色，请求援助。
我先挤到乐谱前面，用我那苍老生涩，没有一点儿韵味的声音抢先大唱。这支曲子是当时风靡一时的《迟到》。天哪，什么鬼歌词？“你来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了她，噢噢——她比你先到。啊温柔又可爱，啊美丽又大方……”谁？谁温柔可爱？谁美丽大方？谁来了？谁迟到？我唱着，讨厌死了这个浅薄的曲子和没一点儿意思的歌词儿。我真不知道，这种东西怎么会征服了中学生们。可我得承认，这种东西比我要有力量得多，毕竟也征服——或者说俘虏了我的儿子。我还是使劲儿地吼，拼命地吼，让脏器和喉咙和鼻腔一起共振。我一边唱一边望着妻傻笑，越笑越觉得惨，笑得要流泪。我的声音总是够着儿子的声音，生怕慢了一拍或者快了半拍。我真是个可怜巴巴的老头儿。我有一肚子的损词儿可以贬斥这首歌。可这时候我必须妥协，必须唱“你来到我身边”，其实我的身边谁也没来。我一边唱一边琢磨，不知道到底是谁来到了儿子身边，这小子心里有了谁？
我惟一的愿望，让儿子知道，我承认他长大了，我们平等，我们可以像“哥们儿”一样谈谈心，唱唱歌儿，来点儿玩笑。
父子间的裂缝不是一块儿吼叫就能弥合的。
我征求他对海明威《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的看法；
我主动热情友好大方地建议他把同学邀来玩玩；
我和他平心静气地商量，来点儿摇滚乐，可是，也不妨来点儿老贝（贝多芬）和老柴（柴可夫斯基）；
我和他讨论《图腾与禁忌》，我和他一起逛书店，我和他一块儿在街头大嚼羊肉串儿。我，他，还有他的母亲，我们三个人组成个小乐队，在空政机关文艺大奖赛中夺得冠军；我们三口之家在《福建文学》上开家庭笔会，每人抛出一篇文章。即使在他面临人生重要的抉择——高考前夕，我也没摆父亲的架子。我只说：“韩剑，你已经是大人了，我还是那四个字：好、自、为、之。”
我看到在高考复习期间，他屋子的灯，常常彻夜不熄，这时候，我心里热、酸，还有点儿疼。我常常去劝他关灯，早早安歇。
我以为他的内应力不但醒了，而且在膨胀。
可是现在是怎么了？高考一毕，他好像是灵魂出了窍，一点儿自信也没有了，满嘴是“完了，完了”的。他的母亲给他找到了高考标准答案，他说他不敢看，他说他的卷子明摆着错得一塌糊涂。
我说，韩剑，不妨一看，知己知彼。你尽心尽力了，考不上大学，咱们可以明年再考，太阳每天都出来的。
他终于把答案拿来对照了一番。
他塞给我们一张纸条，上写：
中等分（公平分）533.5；
最低，520。
我不信。若达到这个分数，可以毫无阻拦地进北京大学了。我对妻说：“瞧瞧，韩剑这小子，过分自信，恐怕自我感觉全错。”
人的自强，自尊，自信心的唤起，当然有不同的契机和方式。我真不知道那些目不识丁的父母，是怎样使儿女的自我意识苏醒和证明的。我也不能肯定，18岁的儿子是否已经走向成熟？只知道在高考之后，他全乱了方寸，我们也是方寸全乱。
第四章 四种因子团
还是家住邯郸的那个博士生刘树军，谈到家庭教育时说：“我的母亲也许在别人心目中渺小，在我心目中是伟大的。”李小坚也说：“很多著名科学家的母亲都伟大。母亲的思想、生活态度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极大。牛顿、门捷列夫的母亲都是寡妇。”
这话，对于我这个作父亲的来说，可不那么中听。
李小坚颤抖的叙述，使我想象出了他的母亲，伟大女性的形象：有点儿清瘦，脸白白的，短发，有着一双湿润的眼睛和永不消失的微笑。温柔，性子绵软，常常是沉思默想的样子。她叫叶研玉，出身在地主家庭，毕业于湖南平江师范。她牵着李小坚的手，在平江那小小的山城走过，到处喊叶老师好，有白胡子老人，也有孩子。李小坚还没有书桌高，就端个凳子坐在教室后面，看见妈妈进来了，湿润的眼睛打了个旋，所有的孩子都看到了。吵吵嚷嚷的教室就静了下来，静得像水。他也跟妈妈去家访，老乡老远地迎上来，扯住母亲的手，也扯住他的手。然后，他等着，准有一碗豆子糖茶或者是鸡蛋面条儿端给他。闻着那热腾腾的香气，他把鼻子都抽短了……那个小学叫长寿街小学，这个他忘不了，那条湿漉漉的小街叫长寿街，似乎是从平江的山伸出来的，这个他忘不了。
李小坚的父亲李绍白，北京工业学院毕业。1957年戴了右派帽子，到门头沟煤矿挖煤，推溜子，打眼儿，放炮。那是1960年，他回了一趟老家，见到了叶研玉，老同学，阔别7年，再不就是8年。李绍白叙述自己的遭遇，说挖煤，煤溜子，干馒头，工棚……叶研玉静静地听，湿润的眼睛打着水闪。
后来叶研玉就到北京来了，毅然和李绍白结了婚，被子都是借的。那是困难时期，1961年10月。
后来生了李小坚，是1962年冬天。
李小坚说他不该出生，那时候生活太困难。
他的父母分居，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他跟着母亲。
他记得和小伙伴儿玩纸三角，输了。妈妈给他扯了一本书，叠得满天满地都是。
他记得外婆家孙子外孙男男女女有四十多个小孩儿，全都说妈妈好。
他的记忆有点儿模糊。
他说，“文革”的时候，1969年，教师集训。母亲撂下刚断奶的小女儿去了，走的时候惊恐的眼睛张得老大，湿漉漉。母亲曾保存外婆给她的一个金戒指，四五块银元。“斗批改”小组去把东西抄出来。他听说母亲吓坏了，烦躁不安。他听说母亲穿件小棉袄，到井边去洗手帕，用水桶提水。
扑通！
他似乎听到了井里的那一声巨响，母亲没了……
那年他才六岁，妹妹一岁零两个月。
母亲死的时候29岁。 母亲和父亲结婚7年，在一起生活不到10个月，母亲一直带着他。虽然母亲没能陪伴他走完少年时代，可是母亲伟大的人格力量，博大的爱，含辛茹如苦为他人的品质，却将影响着他的一生。不幸丧父的孩子也罢，少年失母的孩子也罢，他们的性格里增加了黏稠的抑郁。他们的骨里必得多有些钙，血里多有些盐，必得自小学会自己横穿马路，自立，自强，因为没有母爱作依靠。
关于后母，李小坚什么也没讲。
他丧母之后，在患肺病的奶奶家。奶奶背上背着小的，手里拉着大的。
他6岁下半年就上学了。
他6岁就学着用水桶提水，浇菜园。
他10岁有了后母。他和妹妹轮流烧饭，捡柴，挑水。
初中， 就住校了。12岁的李小坚，每月从家里背30斤米，每天7分菜金，开始独立生活。假期打零工，挖土方，给药材公司打包。就是读大学时，暑假也打工，勤工俭学。
艰苦是人生最好的学校。
可惜这一点很难得到许多家长认同。他们给儿女钢琴，台灯，旱冰鞋，牛奶，就是不肯让儿女稍稍尝一点苦味儿；他们注重子女技艺的培养，往往忽视了品格的培育。我自己也这样儿：韩剑在高一暑期说要去包工队干活，征求我和他母亲的意见。
“去吧，”我说，“体验另一种生活，将来还可以写点儿东西。”
妻的眼里也闪着喜悦的光，投赞成票。
一会儿我们就变卦了。 妻到工地上去呆了半晌， 看见一群包工队的小工欺侮“外秧儿”，只把和泥的活儿让“外秧儿”干，别人全立着抽烟，喷云吐雾。孩子会不会也是如此下场？他那瘦弱的小胳膊会不会在端泥的时候折了？哎哟，砖会砸头的，钉子会扎脚的，白灰会迷眼睛的。
算了吧。
贱骨头，我对妻说，咱们全是贱骨头。
可是，报载：老农李本常4个儿子全部考入中专和大学，假期4个儿子全部下地干活。少年大学生夏辉在家要带弟弟，煮饭，洗菜，全都干。中科院博士生中的刘树军、张荣华假期都要在田里劳作。前面讲的滑铁卢大学的留学生方黎平与李小坚一起在大学时期勤工俭学。尽人皆知的爱迪生、海明威、高尔基，都有过艰苦的生活经历。 今人论述人的才能结构，归为7种因素：先天遗传素质，科学知识，技能技巧，认识方法，品格修养，道德信念和社会观念。7种因素又总结为天赋、智能、品识、 思德4种因子团。而人的品识和思德培养，艰苦的磨练无疑是最佳的温床。我不知道这里举的例子能否成为更大涵盖的规律。我想，先大遗传素质是大可改变的，源于伟大的母亲父亲。就漫长的人生来说，没有好的品格和思德，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恐难在崎岖的事业的路上跋涉。我们，家长们，在尚未走完的人生的路上，就碰到了多少艰难险阻？
瞧，我的儿子，高考刚刚结束，精神上就有点儿支撑不住了，甚至不敢直面考题答案。
第五章 链状结构与约翰丹沃
实在是很难找到使子女成材的捷径。也许，现在找到，已经有点儿晚了？
前面讲到的幸运儿，滑铁卢大学的博士生方黎平，还有他的同学李小坚、陈毅松、廖晓钟，被当时的天津大学称为“四个小天鹅”。他们早晨、中午、周日、节日都在一块儿学习。方黎平的思路敏锐，开阔；陈毅松强迫记忆最佳；李小坚常常有诗人的冲动，热情坚韧；廖晓钟细致周密。他们超前学习，立论、讨论、辩论，有时候也打桥牌。 4个人捆绑在一起，就成为一个向前滚动的球体，一个群体，集团和沙龙。他们影响了班里3个30岁以上的老大哥：两个老张和一个老宋。这3个人经历了上山下乡的人生经验， 有着青年后期的沉稳和韧性，又反过来影响了4个孩子。 他们被统称为“三老四少”。后来，4个年纪轻的全部报考研究生，并全部考中。当然，他们刻苦学习的精神是可钦可敬的——所有的少年大学生、青年大学生都会有刻苦学习的鉴定评语，这不需我来重复论述。我只是想证实一下，这，可不可以称之为链状结构？有人做过分析和统计：二次大战中、在王牌飞行员的名字里，属于世界首位的是3个德国飞行员。他们是击落352架飞机的埃里希·哈特曼，击落301架飞机的格哈德·巴尔克赫内和击落275架飞机的京特·勒尔。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王牌飞行员均属于德国空军第52战斗机联队。如果仅此一点，人们也许会认为纯属巧合。但苏联空军第16航空团P-39“飞蛇”战斗机大队与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中战斗中，也都分别产生了20名和21名获“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于是得出结论：即世界各国的王牌飞行员都是呈“链状结构”出现的。
如果王牌飞行员不足以证实链状结构理论的话，可以推广到文学界。中国历史上的建安七子， 三苏，三曹可作佐证。还有世界文学史中的“梅塘晚会”——6名法国作家聚集在梅塘探讨文学问题， 他们约定同以普法战争为题材写一篇小说，1880年6篇小说问世， 题为《梅塘之夜》，一次就推出两篇世界名作：左拉的《磨坊之役》 和莫泊桑的《羊脂球》，甚至辉煌的中国革命史上也不乏其例，200名声名赫赫的将军同出于一个故乡——湖北省红安县。
老农李本常全部考入中专和大学的4个儿子， 是否也可以称为“链状结构”？“链状结构”的形成，既有社会、地域因素，也有人为努力的结果。
要是早点儿理解这个“链状结构”就好了。
我却只想着让儿子成为钢琴家，琵琶演奏家什么的，到头来全空。他倒成了个唱流行歌曲的能手，一抽屉磁带，全是美国歌星杰克逊和约翰丹沃的。
我沮丧。
1987年高考，外语类口试的日子到了。
早起，天就阴得沉。黑灰的云一团一团的，把天塞满了，又向地平线垂下去，就像要把人的生存空间全填死。我憋闷得很，心慌。瞧见妻早早爬起来，预备饭，预备伞。母子俩一个乘公共汽车，一个骑车。妻催促韩剑带上伞，要下雨了，带上。儿子说没事儿，表情轻松，就蹬车走了。妻无可奈何，紧跟着上公共汽车站。我心里莫名其妙地想起那句歌词：男孩子雨天也不带伞……
他们在路上就遇到雨了。
那雨下得邪，竖着泼，斜着泼，横着泼。雨连成了片，多大的大就有多大的瀑布。雨砸到地上，地上的积水立起来，擎伞的，伞被雨打得左右倾斜。骑车的，只见两脚轮转，车在水里不走道儿。汽车司机小心翼翼，到了路口，瞧不清路灯是红是绿。
儿子浇成了落汤鸡，儿子的妈妈浇成了鸡落汤。
他们先后来到北京大学口试考场，那儿早已站满了人。青年考生、中老年家长，全是水淋淋，头发贴在额上，衣服粘在身上，脸白，唇紫，到处是磕牙的格格声。口试开始了，家长被留下，等待。房檐底下，排了一排，似在等着分果品的幼儿园孩子，满脸都是盼望。抱着伞的，拿着雨衣的，提着书包的，一群圣母玛丽亚。
后来知道，儿子浑身哆嗦摇进了考场。
地上一汪水。
口试按程序进行。韩剑的嘴在抖，上牙磕下牙。他灵机一动，用英语说：“老师，我走了很远很远的路，身上湿透了，我冷，声音有些发抖。”
老师们笑了。
气氛融洽了，聊起天儿来了，当然用英语。
“韩剑同学，您留恋中学生活吗？”
“不。6年了，我一直盼望着毕业，升学，或者走向生活。”
一个年轻的老师：“我也有同感。”
韩剑的眼里闪着亮晶晶的东西。
“你的英语，得益于谁的帮助？”
“约翰丹沃。”
“请重复一遍，谁？”
“约翰丹沃。”
哈，著名的美国歌星！听流行歌曲？唱流行歌曲？你？
歪打正着！
韩剑口试之后，回家，对我学舌。我哈哈大笑。我连声叫：歪打正着，真是。没想到。看来不必为他未成演奏家遗憾，看来音乐还真有点儿用。音乐作为一种素养，当然会使人的品格上升到新的层次。而且，音乐使人联想，使人敏感，使人感情丰富，可以位，可以怨，可以怒，可以抒发微妙的感觉。演奏乐器可以使右脑发达，可以促进微循环，可以有益于身心，这些都是不易看见的。我知道，俄罗斯文学巨匠托尔斯泰钢琴弹得不错，爱因斯坦常常在提琴弦上诉说他的欢乐、郁闷和孤独。我知道，我现在弄文学，得益于不少过去在音乐学院得到的营养，我的师妹刘索拉左手是音乐，右手是文学。我还知道，少年大学生之中，谢彦波在科技大学的晚会上能来点儿节目；陈永聪对音乐、诗歌全都偏爱。中国科学院的博士生里，迷恋音乐的也不少，那个女的，叫屠雁明，能在琵琶弦上说相思。人的生活应该丰富多彩，感情不应该是单颜色。人应当开阔视野，多方面锻炼身心，这些我知道。姊妹艺术可以产生通感，音乐与语言、语音也可以产生通感？这个我可没想到，没想到歌星约翰丹沃会成为儿子的英语教师。
韩剑说口试考完之后，有个年轻的老师——再不就是研究生迫出来，对他说：“你，地道的小美国人。”
“如果口试有6分，我一定是6分。”
他又得意。
我却摇头。我总把事情想得更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