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凯
在五美元的纸币正面，印着一个面庞瘦削的男子，他是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马克思曾这样评价林肯：“这是一个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被成功所迷惑的人……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人物。”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面庞也瘦削，高挑的个子让他显得精神、干练，他就是刘国民，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一位毕生致力于让祖国航空事业走向世界的先驱。1979年1月，中央批准军援由原来的全部无偿改为收费、易物和无偿三种方式，这是改革大潮中一个有着世界影响的重大转变，刘国民的传奇故事，就从这个转折点开始书写。
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埃及胜利并收复西奈半岛收场，同时，这场战争使苏联对埃及失控，两国友好条约被废除，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并停止提供任何军需物资。1979年2月，急需补充装备的埃及派出由副总理图哈米率领的代表团，前来中国请求军事援助。
1979年3月3日，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宣布组建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刚刚诞生不久的中航技抓住了这个极为有利的历史机遇，当即组成以刘国民为团长的七人代表团，准备出访埃及。军贸工作，举步维艰，出口合同毫无参考，海运业务限制颇多，外汇管理更是严格……面对种种困难，刘国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先出去再说！
要出去，必须要有埃及方面的邀请信，否则无法申办护照和签证，这不是一个只靠决心能够解决的问题。1979年2月底，第三机械工业部收到一份由埃及民航主席发来的邀请信，请求中方派团赴埃及商谈修理苏制安-24飞机事宜，埃及民航的邀请无异是天赐良机。
临行前，部领导语重心长地嘱咐刘国民：“坚持要现汇，我们发展航空工业需要外汇，哪怕一美元也是好的。”送行时，负责对外联络的“大姐”龚瑛走到刘国民面前，半是玩笑半是爱怜地说：“大刘，看你瘦得这样子，出去能签得成合同吗？”刘国民没吱声，只是笑着点点头。龚瑛说着，从挎包里掏出一张五美元纸币塞到刘国民手里，这是以前的出国小组节约下来的零用费。她拍拍刘国民的肩膀，想说一句“带上吧，窮家富路”，可话到嘴边却又一时哽咽，说不出来。
攥着这珍贵的五美元，刘国民眼里噙着泪水，用坚定的目光望着可亲可敬的领导和战友。
五美元——这是七人代表团可以自由支配的全部外汇！
1979年3月15日，代表团抵达开罗，首先来到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报到，代表团与使馆迅速展开工作。一方面，因“促成”中方代表团访埃的埃及民航主席正在国外访问，有关洽谈修理飞机事宜的会谈很快就结束了;另一方面，使馆武官处向埃及国防部和空军通报，中国第一个航空工业代表团已经抵达开罗，将就前不久埃及副总理访华商定的事宜展开磋商。就这样，本次谈判有了一个精彩的开局！
谈判刚开始，埃及空军装备部部长再次提出“无偿援助”的问题，反复强调在中东战争中埃及空军损失巨大，希望这次中国仍给予无偿援助，下次再改为有偿贸易。
刘国民说话了，他淡定从容，坦诚直率：“从国民经济总产值看，中国人均不足300美元，而埃及已超过1000美元，目前显然是中国穷，埃及富。中国有句俗语，叫‘富帮穷，万里行;穷帮富，没有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节衣缩食，无偿而又无任何附加条件地给予许多发展中的友好国家大量的援助，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我国政府把无偿援助改为平等互利的有偿贸易，这是合情合理的举措。埃及人民通过英勇斗争夺回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目前年收入已达十多亿美元。各国的船只不必绕道好望角，通过苏伊士运河就可以穿梭于印度洋与大西洋之间，节省下来的航程费也有十多亿美元，还节约了宝贵的时间，双方都受益。试想，如果有的发展中国家向埃及提出无偿通行运河的要求，当然也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中国主张有偿贸易。我国的贸易方针是平等、互利、遵约、守信，我们公司一定会身体力行。”这一席话，说得在场的埃及朋友心悦诚服，当即表示：在座各位都是爱国主义者，为人处事理应互相尊重。从此，埃方再也没有提无偿援助。
与埃方的谈判之路漫长又坎坷，在以后的谈判中，埃空军一方严苛挑剔歼6飞机性能落后，以此作为压低价格的筹码。刘国民的策略是：抓住埃方急需补充空军装备的心理，稳扎稳打，有进有退，灵活处置。到4月中旬，无休止的讨价还价使谈判持续了一个月。
此时传来了一个坏消息，由于埃及空军内部分歧加重，谈判中止。代表团成员中有的人主张回国，有的人坚持留下来再试试。在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刘国民决定，把前一段谈判情况向大使馆汇报，并听取意见。
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救活”这盘“棋”，必须要找图哈米副总理，姚广大使当即带着刘国民赶到副总理的家。副总理得知相关进展后，立刻电话联系时任副总统的穆巴拉克，获得同意后带领两人来到总统府，向这位曾任埃及空军司令的副总统报告了谈判情况。
穆巴拉克着重询问了我方飞机的技术情况，在听到刘国民的解答后，副总统表态：“谈判遇到一些困难不要紧，我让空军立即恢复谈判。埃中两国友谊源远流长，是好兄弟，埃及人民感谢中国长期以来给予的无私支持和帮助。”说罢，他打电话给空军司令，下达了命令，接着他又说：“好了，你们去谈吧，合同草案我看了，就是闭着眼睛，我也能和你们签字！”
离开总统府，刘国民和姚广大使当即赶到埃及空军司令办公楼。双方一见面，雾散云消，气氛全变，空军司令又是笑脸相迎，又是糖果招待，埃方参与谈判的人员坐满一屋，把他们二位奉为上宾。
1979年5月2日、3日两天，中埃两国签订了两份军事贸易主合同，另外还签订了备件供应及发动机修理等附属合同。
刘国民回望身边面容都显得有点憔悴的六名成员，他瘦削的脸上浮现出灿烂的笑容。
继埃及之后，1979年中航技又与索马里、赞比亚、孟加拉等国签订了飞机出口合同。由于埃及合同执行得好，中航技取得信誉，1980年4月5日，距签订第一批合同不到一年，刘国民又率团与埃及空军在北京签订了出口歼7Ⅱ型飞机合同。对埃及军贸的重大突破，极大地鼓舞了中航技的士气，各路团组频频出击，战果累累。回首往事，刘国民带领的七人团队有理由骄傲，这次商务谈判的成功远远超出了一份出口合同本身，它是中航技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奠基礼，更开辟了中国军援转军售的新天地！
（发稿编辑：姚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