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呆在学校，参加学校的护校队守校。一可以逃避家庭的郁闷和寨上的白眼，二可以得到一定的补助，减轻家里的负担，三还可以利用寒暑假看很多的书，增加一些课外知识。暑假不回家，也许还可以以学校有补助，可以减轻家里负担为由。寒假过年都不回家，实在是大逆不道。而且从初中二年级到参加工作，一连6年，我都没有回家过年。我在学校，可以吃到学校给我们的好年肉好年饭，护校队有十来个人，也很热闹。我娘和妹妹呢？冷冷清清，孤孤零零，连肉影都看不见。我不知道娘和妹妹过了多少没有肉味的年？
我不愿回家。娘只得到学校来给我送钱、送米。农村的孩子在乡镇或县里读书，一般每个周末都要成群结队地赶上十多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回趟家，取米，取菜或者跟父母要点钱。我们那个时候寄宿学校，条件好的农村孩子就在学校食堂买饭买菜吃，条件不好的农村孩子，就只从家里带米带菜到学校吃。米交到学校食堂，再交点钱，叫搭餐。菜都是在家里炒好的酸菜。什么包谷酸、豇豆酸、萝卜酸、大蔸菜酸、胡葱酸、酸辣子，应有尽有。之所以带酸菜，而不是新鲜菜，是因为酸菜不会馊臭，放上十天半月，都没有问题。吃饭时，就从学校食堂买点白米饭，就着酸菜吃。冬天菜冷，就把酸菜甍在热乎乎的米饭下，等热了再吃。全县各地来的酸菜，都是一种品位，却味道不一样。有的油多，香。有的还是跟腊肉一起炒的，更香。当然，更多的都只是没有什么油盐的。即便都不富裕，吃饭时，还是让人终生难忘。因为，没有一个同学把好吃的菜收着自己吃，而是拿出来，大家分享。再不好的菜，也是大家一起品尝，一起分享。
娘肯定不能每个星期都给我送米、送菜，娘要出集体工挣工分养活我和妹妹。但娘每次给我送的酸菜，都很香，很好吃。油多啊，自然香。娘把一年出工分得的茶油、菜籽油都用来给我炒酸菜了。娘和妹妹一年四季都是烧的红锅子。就是说，娘和妹妹自己在家里炒菜吃时，从没放过一滴油。缺油的锅子，都变成锈一样的红锅子了。娘和妹妹，因为常年没油，全都营养不良，全身浮肿。
在年复一年的操劳里，娘终于病倒了。娘得了巴骨瘤痰病，瘫痪在床。一瘫就是一年多。
由于多年不肯回家，我不知道娘曾经在床上瘫痪了一年多。娘不允许我妹妹和二姐告诉我。娘怕我伤心、担心和难过，影响我学习。我们那最偏僻，太闭塞，也无从从其他渠道知道娘的消息。娘瘫痪的那一年多，妹妹没钱读书，休了学，二姐离开姐夫和孩子伺候娘一年多。
而这些，我都是不知道的。
直到有一天，娘作为流窜犯被抓捕到人民公社时，我才如梦清醒。
五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时，一些头脑灵活的人，利用城乡的剪刀差和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四处进货出货，倒买倒卖商品。这种市场经济的商业行为，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是投机倒把，是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罪。一些没有倒买倒卖，但却经常外出，做点手工生意的人，也被当作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投机倒把分子进行打击。
我至今不明白流窜犯是什么性质的犯罪，流窜犯可能是也像投机倒把犯一样，不务正业，四处流窜，才叫流窜犯。
那天，在人民公社做特派员的孔庆良大叔到学校找到我，说我娘被抓到公社了，让我去看看。他说，娘是他抓的，全县搞运动，打击好吃懒做的流窜犯，他米有（没有）办法，他不能徇私情，要我理解和原谅。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娘瘫痪一年多，病好了，不出集体工，而是好吃懒做，继续装病，拄着拐杖到处乱窜，丢社会主义的脸。
我一听娘好吃懒做，装病乱窜，丢社会主义的脸，我这社会主义教育出来的好孩子好学生，特别是社会主义教育出来的三好标兵，真是无地自容。娘怎么能这样呢？我一定要跑到公社问问娘为什么。
公社与学校只有几百米之隔。我生怕老师和同学知道娘被当作流窜犯抓起来了，做贼似的，心虚得很。我恨娘丢了脸。但还是担心娘米有（没有）吃饭，就在食堂打了一碗饭，还跟同学借了菜票，打了一勺肉，装在书包里，边走边回头看看是不是有同学或老师发现了我的秘密。
学校和公社之间的一大坝田园里，油菜花张灯结彩，开得正旺。春风的刷子，只那么轻轻一刷，一丘丘油菜地，就变成了一块块黄地毯。油菜花的鲜黄和芬芳把我浸润、淹没。我无心迷醉，穿过鲜黄和芬芳，朝着公社，一路小跑。
公社很大。有五六栋两层楼的木房子。一栋木房子的一层楼全关的流窜犯。其他的流窜犯都是五六个人一间房关着，就娘是单独的一间，在二楼。
当我端着饭碗站在窗户边时，娘惊喜地站了起来，随后就落泪了。娘已经好几年没看见我了，娘流着泪问：你来了，学明，孔庆良大叔喊你来的？
我说是。
我把饭从窗户里递给娘。娘没接。娘说，娘吃过了，是你孔庆良大叔送的，你莫恨你孔庆良大叔，他是不得已抓我，他对我很好。你看，他们都是几个人关在一间，就我一个人关在一间，这都是你大叔人好心好，照顾娘。你大叔送的饭里还有好多肉，比你送的还多。娘吃饱了，你留着。
我知道娘是舍不得吃，想把肉留给我，我就说，是不是大叔送的牢房饭好吃些，我送的饭不好吃？
我知道这样说，娘才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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