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点，母亲进入手术室。我就在手术室的门外坐等。时间逐渐推移到下午，其他的手术病人陆陆续续地出来了，这时我开始紧张起来，不断地在手术室门前走来走去，透过手术室门的玻璃向里面张望，我什么也看不到，里面的隔离门死死的关着。我开始不停的向值班护士探问里面的手术进展情况，护士告诉我，已经开始灌注血液了。再问其他的情况护士也不知道，我推算着灌注时间，推算着缝合时间，推算着电击时间。时间一点点地流逝，我的心一点点地提起来。我看到心外教授推开了隔离门，手里端着一个白色的小托盘出来了，那时刻，我害怕了，我离开了手术室的门前，远远地站着，看着心外教授推开了手术室门，叫着我的名字寻找我，我迟迟疑疑地走过去，教授给我说了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小提，上帝保佑你，你母亲手术成功了！”
进入重症监护室的第五天早晨，心外教授告诉我说，母亲的各项指标已经趋于稳定，可以撤下呼吸机，让母亲自主呼吸了。我知道母亲度过了危险期，又可以跟我回家，可以安享晚年。
傍晚的时候，重症监护室忽然紧张起来，
住院医师给我找来了无菌服，带我进了重症监护室。这是手术后第一次看到母亲。好像是有了某种感应，已经进入昏睡状态的母亲竟然醒了过来，看到我还微微地笑了。教授们看到了一线希望，换了药物继续救治，我就守在母亲的病床边，不停地给她说话，母亲双眼直直地看着我，眼里满含了疼爱与不舍。
在监护室，我第一次看到了划过母亲胸口的刀痕。医师来给母亲换药，并没有避讳我的存在，把盖住母亲的被单掀开，母亲的胸前插满了各种管子。如果说，母亲的第一次手术我还不知道这些管子的用处，这次手术，我能很轻松地明确这些管子是做什么用的，这些仪器划出的各种曲线代表了何种生命体征。
但有一点，我永远不能明白，母亲没有在我面前呻吟一声。我站在病床的另一侧，看到医师揭开敷在母亲胸前的纱布，刀口清晰地横在我的面前，真的，刀口就是横的，从母亲上腹部的中段开始，一直到母亲胸膛的上缘，目测有三十公分的样子，医师小心地给母亲的刀口消毒，我看到医师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我那时就想问母亲，痛吗？然而我没有问出口，感觉有东西堵在我的胸口，几乎窒息一般。母亲不但没有呻吟，竟然都没有皱一下眉。
我知道一句话，人不与命抗争，人也扛不过命。就像是母亲和我说的，一切都是命。我以为母亲的二次手术最少也能让母亲再活十年，那样我对母亲的承诺就会实现。可是，母亲真的是老了，二次手术不过两年，生命体征急剧下降，右心衰引发了多脏器衰竭，必须住院治疗。2007年的春节刚过完，我就不断地开始带着母亲在医院和家之间奔跑。晚上是彻夜的护理，白天回单位继续上班，似一个陀螺，不停地转，只要有点点力气，就可以永远转下去。随着母亲病情的不断恶化，我降低了标准，给母亲说，努力让她活过六十八岁，母亲还是那句不变的话，一切都是命，我努力活。
右心衰导致的结果是，进入静脉的血液不能回到心脏去，只能在心脏的下路血管和脏器里淤积，肝脏首当其冲，淤血肝导致血氨升高，出现肝昏迷，然后就是肾衰竭，出现尿毒症状。在这些血管和器官不能承受淤积的血液时，静脉血管开始爆裂，慢慢地向腹腔漏血。母亲就不断地昏迷，不断地住院。出院也许不到一天，就会再发作，然后再去住院。
主任医师给我说，病人经受着很大的痛苦，如果离去，是对病人的最好解脱。我没有答应。主任医师是一位老太太，看着我说，你不能以你不合现实的想法，来左右你母亲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没有丝毫的质量，放弃吧，对你母亲和你们家人都是一个解脱。我也曾考虑过，我这样做是否太自私，然而，如果现在选择放弃，我的那个承诺，那个让母亲活过六十八岁的承诺就是一个幻影，第一个承诺已经失败，我要抓住这最后的承诺。
主任老太太很无奈，告诉我说：“我们会尽全力的！”主人老太太还给我说以前医院也收治过这种病人，病人都受不了痛苦的折磨，每天呻吟不断，即使睡觉时，也是在呻吟着的，你母亲没有，这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