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共济会诞生之后，这一名字几乎就没有离开过阴谋论的漩涡。某种程度上正因为共济会是近代西方最早为人所知、也为最多人所知一个秘密社团（这就意味着它已经不大秘密了），又有着重塑世界秩序的信念，所以人们经常将许多真实或虚构的阴谋归于它的名下。这就像基地组织一举成名之后，每当世界各地（尤其是中东）发生什么恐怖袭击的时候，世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会不会是基地组织干的？
这种虚虚实实的揣测常常使人过于夸大秘密组织的力量，似乎它们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当然这可能也正是秘密组织所期待的效果之一。现代社会的运行又极为复杂，尤其在新闻、外交等领域，信息被集中掌控，公共舆论看上去总像是在被引导。人们对于征服全世界的阴谋又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这时候，他们宁可相信，有少数秘密权力精英在操纵着世界事件。借用汽车大王Henry Ford的名言：“世界对生活指导的所有需求都能用一本儿童图书的两页即可写完。”
这些阴谋论的先驱之一是苏格兰人John Robison，他于1797年提出一种观点，即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这样惊心动魄的革命活动必定是被操纵的。两年后，美国神父 Jedidiah Morse发展了这一观点势垒断光明会和共济会已经渗透进美国，“共济会已经与美国体制结构彻底捆绑在一起了：他们并不准备推翻政府，因为他们就是政府。”
在这种阴谋论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这样～个核心论述：即有一个小群体试图控制世界，与这种邪恶意图的斗争则是一场光明与黑暗的较量。这种启示录式的世界观倒是真的对现实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多次提到，德国人和犹太人虽然方式相左，但目的都是要控制世界。他上台后进一步利用捏造的文件来指控共济会受犹太人掌控，意图控制整个德国和欧洲。1950年代初有高达70%的美国人相信苏联的目标是统治全世界。这种偏执的信念导致无止境的怀疑，几乎能在一切善意和公开的举动中看到某些邪恶动机。
很多谣言都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美国政府关于肯尼迪暗杀的说法迄今未能说服所有美国人。1981年美国还谣传宝洁标志是魔鬼标志，隐含着撒旦数字666，是敌基督化身，据称宝洁还将公司利润的10%奉献给一个信奉撤旦的教派。为了杜绝这个谣言，四年后宝洁决定自此在所有产品上取消这个图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共济会相信并向往一个有秩序的宇宙，而这些阴谋论的信奉者也是出于同样的缘故：他们总是想象在偶然、混乱、错综复杂的事件背后，隐藏着一个秩序，只不过那是被一小群人操纵的秩序。
法国学者Gil Delannoi曾指出，建立在对头号敌人的恐惧之上的意识形态，有如下特征：存在指挥世界的地下网络：财富被一小撮人掌握：拒绝融入民族的群体：潜在按照超民族或世界主义标准划分的异族人群：存在虚伪的普世思想（来自教会、邪教、国际政治、共济会）的宣传：掌握并操纵经济命脉和媒体；通过秘密仪式与魔鬼结盟诸如此类。在这种心态下，共济会只不过是秘密、异端、阴谋的代名词，成为一个箭垛，人们把所有的恐惧都投射在它身上。
当然，阴谋论至少有一个好处：为通俗文学和电影提供题材。许多这类故事都包含着相同的叙事：你可能不知不觉地生活在一个被人操纵的阴谋之中，无论这个操纵者是他人（《楚门的世界》）、电脑网络（《骇客帝国》）、还是共济会（丹·布朗的新著《失落的秘符》就将谈到共济会），而英雄人物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因为一切都已被操纵，并孤军奋战，最终找到这个操纵者并击败他。不难看出，这一直是好莱坞电影中最受欢迎的故事模式之一。从这一点来说，阴谋论还将会有市场，无论它宣称控告的是共济会还是其他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