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陈觉老先生，在1932年出版的《日军侵占黑龙江之经过》中，这样描述三间房大战：
日军飞机、骑兵、步兵联队、重炮联队，约四千余人，齐向我军猛扑，我军奋死抵抗，但因军械差关系，前哨军死伤甚多，双方鏖战之烈，为后来所罕见。日军见我猛抗，飞机队乃全体出动，约四、五十架，联翼飞抵交战阵地，意图实施猛炸。我军因无防御器械，方欲引退，幸突起大风，愈刮愈紧，战场上士兵直不能睁眼，日飞机所投炸弹，遂均无效果。骑、步兵亦因风大，尘土飞扬，陷于混战中。至午后四时许，日军不支，遂引退。又同日下午二时，三间房前方阵地，亦有日机四架，在我军防线上飞翔，当在我右翼投炸弹三十余枚，我军死伤甚众。日骑兵步兵两联队，亦乘机向我猛攻，激战三时许，日军又退。
连日天气晴朗，16日气温骤然降至零下20来度，日军已经难以承受，再“突起大风”就更受不了了。更要命的是，本来就不抗冻的日军还一身单薄的秋装。这个季节的黑龙江，零下20来度挺正常的，16日姗姗来迟已经挺照顾日军的了。通常易冻伤的部位是手脚和脸，这回日军约千人冻伤，多数是头，日军称“钢盔头”。钢盔是护头的，却不是御寒物，倒像扣了顶冰帽子。这种气温，手碰上铁器就粘住了，一拽掉层皮。那钢盔薄薄一层衬里，冲锋退却出点汗，粘上没粘上都够呛。人冻伤初始会感觉疼，无痛感时就不好办了。战斗紧张激烈，那人像打了鸡血似的，还能感觉什么呀？打完仗进屋歇歇吧，摘下钢盔，连头发带头皮都下来了。
三间房大战，土地爷不给力，老天爷全力以赴，而且关键时刻发威，帮了大忙。
17日，气温再降，最低达零下24度，上午风速每秒约15米。日军求胜心切，加强空地火力，一波又一波发起猛攻，夜以继日。
屯垦旅防守的左翼，为日军主攻方向，倾泻的钢铁最多。工事被毁，官兵简单挖个掩体、散兵坑，或者趴在弹坑里，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
1团组织敢死队，各连自告奋勇，每营挑选30名精壮士兵，携带炸药，专门对付坦克，或阵地被突破时抢上去封堵缺口。战至18日，敢死队全部战死。
步2旅4团阵地上弹雨如织，团长吴德林颈部重伤，血流不止，仍大呼顶住、顶住。
激战中，步3旅5团团长李青山，发现自己的连襟、2营营长刘德胜躲在掩蔽部里，不出来指挥战斗，当即将其撤职（一说是“正法”），由2连连长李瑞福代理营长。李瑞福在随后的战斗中牺牲（一说是掩护部队撤退时，被敌包围，眼看被俘，举枪自杀）。
正面拉开架势死顶硬抗，侧翼也挥动下一小臂。
马占山在写于1934年4月的《关于日军侵占齐齐哈尔经过的报告》中，说：
侦知敌军司令部设在大兴屯附近，当派涂团长全胜所部由翼侧迂回向该司令部袭击，敌人因其后方感受威胁，遂撤兵救援，以之正面火力稍减，我步兵乃乘机出击，猛冲数次，终以敌机枪火力炽盛，未克奏功。然敌我已伤亡无算，我奇袭部队因敌方有援未能完成任务，烧敌辎重甚多，亦足予敌人以重大打击。
奇袭敌军司令部，应该是三间房大战中最重要的一个举动了，派去两个团、一个旅乃至更多的骑兵部队，一举打掉敌人的首脑机关，对战局会是一种什么影响、震撼？可既然“只准防御，不得攻击”，打的是“正正堂堂”的阵地战，奇袭不成也就不足为奇了。
骑1旅团长蕯力布，一个彪壮的蒙古族汉子胸部中弹时，营级军官已尽数伤亡，连长邓文挺身而出，代理指挥。
从11月16日开始，马占山能够调往前线的援军，都是事变后由地方保安团改编的部队了。仗打到这份儿上，也就剩一个字“撤”了。
19日凌晨，马占山发表退出省城通电：
兹为俯顺舆情，尊重“国联”，暂行退避相当地带，静候公理之解决。
18日，林义秀奉命从沈阳乘飞机到泰来，然后乘火车、装甲车、汽车，一路追赶、寻找第2师团司令部，要向多门传达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十八日夜十二时许到达昂昂溪车站”，“十九日午前二时许，我们在站长室的桌子上就寝。当时站台上躺着日本兵和中国兵的尸体”。
“午前十时我们进入大民屯”，见到“步兵第三旅团副官沋本一磨走了过来。我问沋本君一向可好？他回答：‘噢，真是万幸，捡了一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