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8年8月，荷兰执政威廉接到一封由英国密使送来的邀请信，该信由当时英国的七位政治要人共同起草，包括英国议会中“辉格”、“托利”两党的领袖人物及宗教界代表。在这封信中，七位政要要求威廉率军队前来英国，取代当时在位的国王詹姆士二世，“帮助捍卫英国人的自由”。威廉于当年11月5日率军在英格兰西部的托尔湾登陆，得到了诸多贵族政要的拥护。
威廉进入伦敦后，下令让各地区选出代表到伦敦开会，这次会议后来成了新一届的议会。会议宣布詹姆士擅自离开值守，背弃了国王的职责，因此已经自动退位。“辉格”、“托利”两党达成一致，由议会宣布新国王临朝，威廉和妻子玛丽共同登上了英国的王位。此前，议会发布了一项《权利法案》作为新国王登基的条件，其中明文规定了英国臣民所享有的种种权利，如只有议会才有权征税、臣民可以自由地请愿、议员可以自由发表政见、以及议会应当定期召开等等。从此《权利法案》成为英国宪政中最为重要的奠基性文件之一，为现代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这便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光荣革命”。当年的政治精英们得以通过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行动确立了议会的主权，并成功阻断了英国再次退回到君主专制的可能。
宪政危机
1603年，詹姆士一世继位成为英格兰国王。詹姆士在其统治时期就与议会发生过多次冲突。詹姆士病逝，其子查理一世继位。他在继位的第二年就因为下议院拒绝增加国王的税收并试图弹劾其宠臣白金汉公爵而将议会解散，并继而通过强行借贷来解决财政问题。到了1628年，国家财政面临枯竭，查理一世只得再次召开议会。在这次会议上，下议院提出了历史上著名的《权利请愿书》，要求未经议会的批准不得开征新税，未经法庭的审判不得逮捕臣民，不得剥夺未经法庭判决为有罪者的财产，以及不得让士兵强占民房等等。
查理一世迫于财政困难接受了这些要求，但到了第二年议会复会的时候，其又表示了反悔。而议会则再次对查理的专横征税表示了抗议。查理派传令兵去宣布议会解散，而下院议员们则将议场大门反锁，在匆忙中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这样写道：任何人如果企图改变国家的宗教信仰、或是企图不经过下院的同意就开征税务，他们就成了国家的敌人，就应该被全民族所打倒。由此，国王与议会的冲突已经达致最高潮。
最终，查理一世还是解散了议会，从1629年开始实行了11年的专制统治。在此期间，查理完全是凭着各种强制手段来征收钱财。这样一来，英国人从1215年的《大宪章》开始，经由几个世纪的斗争和努力而建立的议会制度、以及由此而确立的“王在法下”（Kingunderthelaw）和“王在议会”（Kingintheparliament）的宪政原则都已受到了实质性的损害。到了1637年，查理的统治已经很不得人心，一颗火种就可能引发燎原大火。
英国内战
1639年，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爆发战争。查理不得不于1640年4月重新召开英格兰议会，要议会同意筹集军费。此时的英格兰已经有11年没有召开议会了。因此议会一召开，便立即对查理的统治提出诸多责难，而拒不讨论征税问题。查理一怒之下又解散了只存在了三周的议会。
随着战争的持续，英方的经费越来越难以为继。迫于内外的压力，查理只得于该年11月再次召开议会。此届议会召开后立即开始了对查理一世个人统治的系统清理。国王的权力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议会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1641年10月，爱尔兰发生叛乱，议会在是否同意由国王任命军官前往镇压的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查理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于1642年1月率兵进入议会，企图逮捕议会反对派的领袖。五位领袖事先得到消息，躲进伦敦城，伦敦市民也自发武装起来阻止查理进城捕人。查理意识到他在首都已经失去支持，便带领着那些支持他的贵族和议员们离开伦敦，向北方撤退。其后他在诺丁汉建立大本营，指称议会造反，应当予以征讨，由此挑起了英国内战。
内战初期，议会军处于弱势。1644年7月马斯顿荒原大捷之后，战争出现了转折。在这场战役中担任议会军总指挥的，便是此后主导了英国政坛的奥利弗·克伦威尔。1645年6月14日，议会军在纳斯比附近大败王军，在内战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1646年6月，查理一世向苏格兰军队投降，内战第一阶段宣告结束。
苏格兰军队于1647年1月将查理一世移交给英国议会，议会便开始着手与国王展开议和谈判。议会提出《纽卡斯尔建议》，要求将长老教立为国教，并希望能控制陆海军的指挥权。虽然查理并不准备接受议会的这一建议，但当时的军队却对这些谈判疑虑重重。因为如果将长老教设为国教，就意味着对反对实行宗教划一的独立教派的排挤与镇压，而“独立派”又恰恰构成了军队的主体。
6月，军队把国王控制起来，关在军中，并于8月进驻伦敦，驱逐了11名议会领袖，直接登上英国政治舞台，扮演起主要角色来了。查理一世于当年11月出逃。第二年7月，苏格兰军队进入英格兰帮助国王复位，内战于是再次爆发。
战争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苏格兰军队被打退，王党叛乱也被扑灭。英国军队回师伦敦之后，出于对议会与国王勾结的报复，普莱得上校于1648年12月6日率领一支军队进入议会，驱逐了大约140名长老派议员。此后，议会中只剩下90名左右的议员了，并且全都是所谓的“独立派”，史称“残缺议会”。不久之后，议会成立特别法庭对查理一世进行审判。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以叛国罪处死。
历史启示
此后，英国又经历了克伦威尔的军事统治以及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1688年的“光荣革命”便是当年的政治精英们通过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行动驱逐了当时在位的国王詹姆士二世，迎来了信奉新教、政治上也更为开明的威廉和玛丽。
但在此之前却也实实在在地发生过一场“流血”的革命，即英国内战。一旦暴力机器开动起来，便自有它的逻辑——武力革命不可避免地催生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及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而这一结局却并不有助于人们实现当初维护“自由权利”的革命理想。于是人们看到，革命是以反抗国王的专制统治、维护议会的自由权利开始的；但国王被处死了，议会却也失去了自身的权利，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以武力为后盾的军事强力集团。革命以反抗一个人的专制开始，最终却不得不以另一个人的专制结束。历史绕了一圈又回来了，甚至在很多方面今不如昔，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吊诡和悲哀。
即便是以保守谨慎著称的英国人，也同样未能避免犯下类似的历史错误。但他们却记取了历史的教训，从而得以避免再次重复同样的错误。为了阻挡专制的趋势，英国人曾拿起武器，捍卫他们“自古就有的自由”；而到了1688年，同样是为了“捍卫自由”，则是七位贵族领袖在密室谋划，邀请一位外国君主前来干预。这使得英国人远离了历史恶性循环的可怕漩涡。
英国17世纪的这段历史亦值得后世统治者们镜鉴。世界近现代化的趋势就是一个民权崛起、特权消退的过程，自由和民主的潮流不可阻挡。当人民面对专制暴政的时候，即便是使用武力来捍卫自由，也是历史赋予他们的基本权利。事实上，自《大宪章》以来英国人就一直是这样做的。捍卫基本的自由权利本就是革命的合法性之所在，革命的最终目标便是推翻专制、建立民主宪政制度。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不仅没有主动开启应有的变革，甚至在应该做出退让的时候仍不肯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暴力革命。可以说，正是查理一世的一意孤行，才终于把整个英格兰民族逼上了造反的道路，也最终导致了其人头落地的个人悲剧。正如著名英国史专家钱乘旦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变革的方式不只革命一种，只有当其他道路都被堵死的时候，革命才成为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