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智双修”也是李叔同律学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他说：“有悲无智，是曰凡夫。
悲智具足，乃名菩萨。我观仁等，悲心深切。当更精进，勤求智慧。”而智慧的基础便是戒和定。因此，他首先要求持戒、禅定，才能“断诸分别，舍诸执着”，才能净化自我。他这里强调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要求在自觉、自度的基础上，才能觉人、度他，这就是所谓的菩萨行，是为他那改造国民性，提高众生文化素质的宗旨服务的。
入世精神。我们知道，李叔同的出家为僧，献身佛教事业，既有其消极遁世、去世避愁的一面，也有“意在导俗”，用佛教的自尊自强、物我两忘、悲天悯人、勇猛精进的精神，来挽救国民“已死之心”，改造国民性的一面。他一再强调自身的道德修养，开示众生，自利利他，现世即为乐土，以及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学佛，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表现。他说：“至发心以后，处众独处皆无不可”，因为“虽形影相吊，非绝物也；其毕事无闻，非尚隐也”。他称赞胡寄尘编的《四上人诗钞》“导俗砭世，意至善也”，都表现了佛法就在世间的入世精神。
李叔同身为僧众，心系人世。1927年，北伐成功，传说要毁寺逐僧。李叔同出于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愿望，毅然出关，鼎力护持三宝。亲自撰写《致浙江省当局蔡元培先生等》一文，力主保护传统寺庙，并积极推荐“富于新思想，久负改革之宏愿“的太虚、弘伞为委员，“专任整顿僧众之事”，建议对僧制进行改革。同时指出，“对于服务社会之一派”，要“尽力提倡”；对于不利于社会的一面宜做妥善处理。其后以太虚为首的佛教界，提出“农禅并重”等改革方针，不能不说是李叔同的倡导之功。1937年，当民族危机加深，国难日益严重时，他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的口号，称自己住处为“殉教堂”，表明了“以护法故，不怕炮弹”的爱国心曲，不愧为一代高僧。
身体力行。作为一代律宗大师，不仅在于他对佛经的高深造诣，而且也在于他对戒律的信守。马一浮《挽弘一律师》：“高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说明李叔同是身体力行、学行兼顾、言行一致的。他十分珍惜时间，整天忙于阅读、讲律、着书、礼诵；生活极为朴素，穿不讲究，吃不挑拣，经常过着行云流水般的行脚僧生活。真正视钱财为身外之物，由布施而来的钱，除用于出版经书外，绝不动用。丁福保曾寄钱给他，他坚持“佛制不可含蓄”，原数寄回。凡是寺院中公物，即使是一副碗筷，一个桃子，也决不私自占有。
李叔同还有一个爱好，即喜欢集录格言，既用来自勉，又以此鼓励和鞭策别人。如“人好刚，我以柔胜之；人用术，我以诚感之”。又“善用威者不轻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又“谦，美德也，过谦者怀诈；默，懿行也，过默则藏奸”。又“声名，谤之媒也；欢乐，悲之渐也”。又“谦退，第一保身法；安详，第一处世法；函容，第一待人法；洒脱，第一养性法”。又“毋以小嫌疏至戚，毋以新怨忘旧恩”。又“以情恕人，以理律己”。又“以冰霜之操自励，则品日清高；以穹窿之量容人，则德日广”。这些格言，特别富有哲理，对为人处世和行为规范无疑是大有帮助的。这也是李叔同宏扬佛学的一个特点。
诗僧。李叔同在研读佛经的同时，触景生情，写下了许多充满真情实感的诗。我们在此选摘几首，供大家参考。
其一《落花》：
“纷、纷、纷、纷、纷、纷，
惟落花委地无言兮，化作泥尘；
寂、寂、寂、寂、寂、寂，
何春光长逝不归兮，永绝消息。
忆春风之日暝，芳菲菲以争妍；
既乘荣以发秀，倏节易而时迁，春残。
览落红之辞枝兮，伤花事其阑珊。
已矣！春秋其代序以递嬗，仰念迟暮，
荣华易消歇，青春不再来。其二《月》：
“仰望空明明，朗月悬大清；
瞰下界扰扰，尘欲迷中道；
惟愿灵光普万方，荡涤垢滓扬芳芳；
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若仰望！
惟愿灵光普万方，荡涤垢滓扬芳芳；
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若仰望！”
其三《晚钟》：
“大地沉沉落日眠，平墟漠漠晚烟残；
幽鸟不鸣暮色起，万籁俱寂丛林寒。
浩荡飘风起天杪，摇曳钟声出尘表；
绵绵灵响彻心弦，渺渺幽思凝冥查。
众生病苦谁持扶，尘纲颠倒泥涂污；
惟神悯恤敷大德，拯吾罪恶成正觉。
誓心稽首永皈依，暝暝人定陈虔祈；
倏忽光明烛太虚，云端仿佛天门破。
庄严七宝迷氤氲，瑶花翠羽垂缤纷；
浴灵光兮朝圣真，拜手成神恩！
仰无衢兮瞻慈云，忽现忽若隐。
钟声沈暮天，神恩永存在。
深之恩，大无外。”
这是一个诗化的世界，天、地、人、神万物聚合在一起的世界，“大地”、“晚烟”在暮天的钟声里，“众生”沐浴着神的恩泽，呈现出一个灵魂的寄所———彼岸世界，成为李叔同晚年生活的最终精神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