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新闻记者

谁是第一个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新闻记者？长期以来，许多学术著作都说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弗兰克·提尔蔓·德丁，因为他在这份具有国际影响的美国第一大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报道《所有俘虏均遭屠杀》，震惊了世界。但经仔细检阅与研究，德丁发表此文是在1937年12月18日，由于时差，以中国时间计，已是1937年12月19日。而在此文发表前三天，即1937年12月15日，以中国时间计，在1937年12月16日，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发出报道，题目为：《日军杀人盈万——目击者叙述刚刚陷落的南京城“四天地狱般的日子”，马路上积尸高达五英尺》。这是公开刊出的第一篇向世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

那么，日军占领南京后，在血腥屠城的同时，实施了怎样的新闻封锁？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新闻记者都有谁？他们是怎样冲破封锁，向世界揭露日本法西斯罪行的？究竟是谁第一个发出了南京大屠杀的报道？这篇报道又是在哪里发出的？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第一个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新闻记者。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一方面立即开始了有计划的血腥大屠杀；另一方面，则开始有计划地对南京实施严密的新闻封锁。

日军当局首先大肆破坏南京城内的中国新闻传媒机构，并立即切断了南京与外界的所有电讯联系。直到1938年1月13日，回到南京的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留守处的外交官沙尔芬贝格在一份报告《1938年1月13日的南京现状》中，仍称：“南京已经不通电报，不通邮件，不通电话，街上也看不到汽车、出租车和人力车。”

为了封锁南京的新闻信息，日军当局还严禁一切中外人员，包括外国新闻记者进出南京，既不让任何人离开南京，更不容许任何人进入南京。1937年12月19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该报首席驻华记者哈立德·爱德华·阿本德的报道指出：“日军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都不希望外国人来南京，而且今后也不会允许他们来。”

同时，日军当局拒绝向国际新闻界提供有关南京状况的任何信息。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南京成了全世界新闻视野以外的一个被隔绝、被孤立、被封闭的城市。全世界的新闻传媒，包括西方的与中国的，都得不到关于南京的任何一点真实信息。在这时，有关南京失守后的情况，全世界所能得到的，只能是经过日本当局严格审查、由日本新闻传媒发出的“南京获得新生”“南京一片祥和”“南京人民喜迎解放、感激皇军恩德”的消息。

因此，对当时正在南京发生的日军对中国战俘与平民实施大规模血腥屠杀的情况，中外新闻传媒都不能作一点报道，即使是处于“中立国”有利地位、电讯设备条件优越的西方传媒也不例外。在日军占领南京后连续数天，西方新闻传媒对日军大屠杀的暴行几乎没有任何报道，或者只有十分模糊的片言只语。

当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实施骇人听闻的血腥大屠杀并对南京实施严格的新闻封锁时，有二十多位西方侨民冒着生命危险，坚持留在南京城内，设立“安全区”，救护中国难民；另有五名西方新闻记者也冒着生命危险留了下来，进行观察、采访与报道日军攻占南京及南京城陷落后情况的新闻工作，他们是：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司迪尔，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美国派拉蒙新闻电影社的摄影记者阿瑟·B·门肯，英国路透社记者莱斯利·C·史密斯，美联社记者查尔斯·叶兹·麦克丹尼尔。

这五位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进行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成为目睹日军占领南京后立即实施疯狂大屠杀的亲历者、见证人与报道者。

在日军占领南京时，这五位西方新闻记者都住在美国大使馆或其他国家的大使馆内。他们亲身经历与亲眼目睹了日军攻入南京、连续数日对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与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疯狂屠杀的惨烈景象。这五名记者都被震惊了。他们十分熟悉近代国际战争法规。1929年7月17日，日内瓦国际会议订立了《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简称《日内瓦公约》，明文规定：敌对双方对战俘生命的任何危害或对其人身的暴力行为，均应严格禁止，尤其不得加以谋杀或消灭。它标志着人类战争行为告别了中世纪的野蛮，走向近代的人性与法治，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对基本人权的尊重！日本政府代表当时参加了会议并在公约上签字。然而，日军进入南京后的大规模暴行，却血腥践踏了《日内瓦公约》，表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法西斯的凶残、暴虐、野蛮、丑恶！

这五位记者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的无数战争暴行，震惊，痛苦，却又无能为力。他们只能以记者的职业本能，立即记录下他们目睹的血淋淋的事实。

1937年12月14日，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司迪尔在南京写下了他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第一篇报道，题为《屠杀与抢劫笼罩着南京》。文中一开头就写道：

[南京12月14日]日军兴高采烈地报道了攻占南京、军队胜利入城的情况，然而，他们却绝少提及首都沦陷前后城墙内上演的人间悲剧。

无数激情、悲怆、恐慌、野蛮拥塞在那数天之内，以至于难以用数百字，或即使用上几千字也无法将它们恰当地表述出来。只希望通过这几个故事来叙述我亲见亲闻的几件事，由此能传递出这座城市经历劫掠的一些印象。……

其他几位西方记者也可能写下了他们的报道文字，这从他们后来连续发表的多篇公开报道可以看出端倪。这几位西方记者当时就生活在南京城里。他们写的都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刚刚发生的日军血腥暴行，特别具体，特别贴近现实，也特别生动，特别震撼人心。

新闻报道的生命在于真实，价值在于“新”。因此，五位西方记者都必然急于要把这些南京的真相迅速报道出去，呼吁世界舆论的谴责与声援。

但是当时的南京已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电讯机构与设备，南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已被日军切断。司迪尔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将他写的这篇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第一次报道从南京发出去，其他西方记者也是如此。为了将新闻报道出去，他们只能前往上海。

1937年12月14日，最为年轻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驱车离开南京。但是日军当局要封锁南京的一切真相，特别是要掩盖日军的战争暴行真相，因而下令阻止一切人员，包括西方人士离开南京。德丁的车到了南京以东约五十公里的句容即被当地日军挡了回来。

后经交涉，日方出于某种考虑，允许德丁、司迪尔、门肯、史密斯等四位西方记者于12月15日乘美国“瓦胡号”炮舰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这艘“瓦胡号”炮舰是因到南京来救护被日本战机击沉的美国炮艇“帕奈号”上受伤官兵而驶抵南京的。而麦克丹尼尔则是在12月16日乘日军的驱逐舰“津贺号”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他是最后一个离开南京的西方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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