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31日和8月1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了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次会议不为别事，专为当面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参加会议的常委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列席的有彭德怀、彭真、贺龙;旁听的有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
毛泽东既是主持者，又是主讲人、主攻手，大部分时间都是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发言，毛泽东完全唱主角;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则随声附和敲边鼓，跟着批判两句;只有林彪有一大段上纲上线的配合性发言。彭德怀在一片激烈的围攻中，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境地，只有不断撤退，不断认错，逼急了就忍不住辩解两句，紧接着还是低头认错。
毛泽东的批判发言如天马行空，纵横联系，谈起历史问题曲曲弯弯，谈起理论问题层层叠叠，一开始漫谈上井冈山以后，几次路线斗争和军事斗争情况。然后说，李锐的信已收到，转发常委看了。现在是保护群众革命性问题，要反右倾机会主义。
彭德怀：出乱子时担忧。有个思想方法、立场、屁股坐在哪一边的问题。信中所反映的是局部问题。
毛泽东：失、得之说，反映灵魂深处如何?(即彭德怀认为大炼钢铁是“有失有得”，失放在前，是“资产阶级灵魂”)。
小土群方针，不伤心，9000万人上阵炼钢，比6000万人要好。有一点损失，我也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从根本上说，是得多于失。没有失，哪来的得?总的失少得大。9000万人上阵，表明了它的全民性，建设速度大大提高了。
军队靠纪律化，每个单位都去责备，不能解决问题。总的估计是，胜败兵家常事，尤其是打败仗之后，要鼓励，不能泼冷水。否则官兵都不满。我就打过好几次败仗，如水口战役……。
彭德怀：王明博古路线，1934年一二月间，我自己就已经转过来了，认为仍旧由老毛领导好。这是过去事实证明了的。这话我同黄克诚说过。。
毛泽东：抗战时华北局受长江局领导，你是听王明的。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纠左比纠右难吗?从历史看，共有5次右倾路线：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事件。王明至今不认错，高岗自己死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较轻。立三路线持续也只几个月，白区受到损失，苏区可说是没有损失，红军在这期间还发展了。你说得漏洞百出，自相矛盾。当然说“百出”是夸大之词。
建党38年以来的经验，右倾联系资产阶级，左倾联系小资产阶级。说整右容易，请包办整王明!高饶能改?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能改?左倾成为路线了，也不容易改。路线本身不能改，要让别人来改。5次右倾路线，3次左倾路线，自己都不能改，因路线已经成了系统。刮共产风是容易改的。比例失调，调整的时间要长一点。有人分散资财，也不要紧，物质不灭嘛……。在几次路线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彭德怀：我都61岁了，耳已经顺了，不要紧的。
毛泽东：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了，是否如此?
彭德怀：我认为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的那么高，我还没有了解，跟不上，掉队远，这种分歧多。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对问题认识有分歧，但不能说感情不融洽。
毛泽东：老彭是劳动人民出身，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
彭德怀：经验主义是肯定有，靠自己几十年经验办事，只读过两年旧书，装的许多东西，都洗尽不容易。当元帅不行，当副手刚愎自用。张飞这个绰号是主席取的……我是是非各半的人，同主席的关系对半开。有农民的无政府思想，叫“主席”都不习惯。多年养成孤僻性格，无事不登三宝殿。
毛泽东：(列举了大量共产风的种种表现)左倾问题几个钟头就解决了。过去说北方没有马克思主义，道德品质低;南方有马克思主义，道德品质高，我是不相信的，直鲁豫三省已经同意改变所有制了。到郑州，还有人以为我是不主张办食堂的人，食堂未可厚非。平江一个大队书记下令解散，第二天群众又自动集合办起来。
赫鲁晓夫很不喜欢公社，总有一天给张楼梯让他下来，出一张布告。所谓办公社的物质基础问题，西方国家物质基础雄厚，波兰等国家也不错，但他们要办食堂、办公社就难。赫鲁晓夫只讲物质条件，不讲政治条件。我们的物质条件就是人，因为一切都太少，就要组织起来。他们物质条件好，但不出政治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