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７年９月中旬，日军侵占大同以后，不仅对中国人民进行了血腥的统治，而且利用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烟毒和赌博来摧残大同人民的身心。赌博正是伴随日军的残暴行径在大同地区滥泛成灾。
日军侵占大同以后，就开始大肆煽动人们赌博。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收买大同地方秘密会社“清帮”的头目张明道，组织了“道义会”。由“道义会”的骨干分子出面领“戏”，开“俱乐部”（实为赌场），地方伪政府除对其征收所谓的“特种行为税”和“娱乐捐”外，还利用“俱乐部”作为特务活动的场所。一般人不懂什么是“俱乐部”，只知道它是赌场。当时，大同城内，在太宁观街、仓门街、北街天主堂、南寺和北门外等处都设有“俱乐部”。“俱乐部”中主要的赌博方式是“押宝”。后来，大赌头崔寿臣在大北街又设立了一所高级“俱乐部”——“聚贤社”，专供一些伪官员和大赌徒赌博所用。赌博的方式，除“押宝”外，还有打麻将、推牌九等。赌场设有女招待，供应高级饮料和点心等物。这里一局赌下来，有时能有数千元至万元的输赢。
“俱乐部”的设置，当然不限于城内，在口泉、矿区一带也有。如口泉街和下堡各设有一处，在同家梁矿的黄草洼也设有一处。这些俱乐部都附有一个戏班，经常演出。煤矿的俱乐部和它处的不同，它是由当时的“大同炭矿”出资委托几个把头经营管理的。他们名义上是给工人举办“福利娱乐事业”，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赌场，里边的“娱乐”项目只有“押宝”，参加赌博者多数是社会上的无业游民，真正的矿工并不多。因为由外省招来的单身汉工人，出井以后，矿警怕他们逃跑，都派兵看守，因此他们都住在大宿舍，出入既不自由，又无钱作赌资，根本就不能进赌场。只有那些本地人，有家有业的工人，他们大部分当了班组长，手中有点积蓄，而且行动也自由，因此，他们常被引诱到俱乐部进行狂赌。日久天长，积蓄输光，于是就不得不在把头们面前借支，以维持其家庭生活，结果往往在经济上受到把头的控制，其中有一些人只好听从把头支使，欺压其他工人，为虎作怅。
除上述的俱乐部以外，城内及口泉、矿区的几个戏院，也进行赌博活动，其方式是卖彩票，分４０个号码，戏散场时开彩，中奖号码可得到原票价２０倍的奖金。一场戏，有时能卖出４０００张票，而座位只有七八百，因此，不少买戏票的人并不看戏，而是在场外等待开彩。另外，戏院的大门内，有人还不停地在搞“小五号”（金木水火土五行）或“十二胡”（鼠、牛、虎等十二胡）的打彩（用气枪打转盘）赌博。戏院门前，人山人海，不是观众，而是赌众。参加戏院赌博的，大多数是家庭妇女，她们有碍于社会风气和个人体面，不能参加象押宝一类的赌博活动，因此就热衷于买彩票，由此可见赌风之盛。
此外，各个戏班到乡下演戏，只要向地方的警察署交足“娱乐捐”（其中包括贿赂），领得“许可证”，就可以放手赌博。因此，乡村中每多演一次戏，赌潮就高涨一次。“娱乐”成了“赌博”的代名词。
在煤矿，还盛行着大小把头间的相互赌博。这些人的赌博，以斗牌（推牌九）为主，一桌牌九往往能见到上万元的输赢。他们的赌资都是靠剥削工人而来的。
日伪政权提倡赌博，民间的赌风也刮起来了，斗纸牌和打麻将的人，在居民中随时随地都可以遇到。尤其是麻将，较大的商店和旅店把打麻将当作招待客商的手段，牌桌整天整夜不闲。普通居民，整天整夜搞赌博者，也大有人在。此外还有赛马。马都是由厚和市（今呼和浩特）、集宁一带调来的。男男女女的观众，差不多都要买一两回马票。有的人回回都买，而且一买就是很多张，达数百元的输赢。赛马会一般都要举行３０到４０天，输赢数目大为可观。
日军占领大同后煽起的这股赌风，使一些社会渣滓和一些大赌棍、赌徒，如“清帮道义会”中的几个头面人物崔寿臣、巨中信、张永福、张明道之流，由赌博中捞取了大量钱财。其他一些为赌场服务效劳的人，如戏院出彩的、卖票的、押宝摊上装宝的（赌场叫宝倌）、坐宝的，以及一些放“高利贷”、“印子钱”的（用大一分的利息借给赌徒们为赌资，赢钱后立即归还），他们每天也能从赌场中捞取到１０到２０元钱，成为在当时社会上最能赚钱的人。这些人的装束都是怪里怪气的，他们大多数都穿着绸缎衣服，腕子上套着玉镯，手上套三四只金戒指；他们尽力摆阔绰，企图掩盖其卑劣身份。正经人鄙视他们说：“秋天里的蚂蚱，活蹦不了几天的。”
除这些人以外，还有相当多的人被卷入这股赌博恶流中不能自拔，所受的祸害是深重而惨痛的。当时因赌博而被贻误的人，比比皆是。赌输了，小则典卖衣服、家具、首饰等等；大则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有些人走投无路时，只好自寻短见，了却一生。某家商店的一个跑外伙计往银号送款，路过俱乐部时进去押宝，输了个精光。末了，无法回店向掌柜交代，上吊身亡。还有一子弟，因押宝输钱太多，无法生存下去，吞鸦片自杀了。某天晚上，一家俱乐部收摊时，在空房里发现了上吊者的尸体……因赌博而自杀的消息，不断有所传闻。
一些热衷于买彩票的家庭妇女，日积月累，输钱太多，无法罢手，只好偷偷典当或变卖衣服、首饰等东西来还债。这些行为一旦被丈夫发觉，初则夫妻反目发生口角，最甚者，索性抛下子女，离婚了事。还有一些好端端的妇女，为了找钱买彩票赌博，居然自甘堕落，出卖肉体。
由于赌博事实上的公开化，所以在一些赌棍和赌头集聚的前后山小煤窑，如东沙嘴、大北沟、马脊梁、杏儿沟等地，赌风就更为猖撅，背煤工人深受其害。
综上所述，日军在侵占大同期间，整个大同地区完全被赌博的风气所污染，人民深受赌博之害，社会风气日渐败坏，正常的生活秩序也变得混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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