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北京开会,周总理给了他一个任务,搞一部反映大寨的电影,要山西方面拿出本子,北影拍摄。陶鲁笳回来后,与其他领导研究决定,叫孙谦写剧本。孙谦曾写过一部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受到过广大读者的好评。孙谦接受了写电影剧本的任务,但他提出要我(马烽,编剧、小说家,山西省孝义县人,曾与西戎共同创作了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和他合作写。
他的手像树皮一样粗糙坚硬
1965年春节后的一天,孙谦告诉我说,陈永贵正好来省城参加个座谈会,他已经约了陈永贵第二天到家里来和我见见,认识一下。我当然很高兴,我俩当即商定在我家与陈永贵“共进午餐”。听老孙讲,陈永贵也爱喝两杯,那年他在大寨,有时开会开到深更半夜,肚子一饿了,就去敲开供销社的门,买两瓶酒,买两筒罐头,和陈永贵喝酒聊天。孙谦给我们做介绍时,大约是为了引起陈永贵对我的重视,把我的职务都说了,什么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省委委员,等等。陈永贵对此没有什么特别反应,只是一般地和我握了握手。他的手像老树皮一样粗糙坚硬。陈永贵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不像当时的村干部,纯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区农民。我特意准备了两瓶汾酒,打算三个人痛饮一番。陈永贵没说什么客套话,坐下来就和我俩对酌。我们就这样“东沟里一犁,西坡上一耙”地聊了起来。
这次喝酒,正是陈永贵“命运交响乐”的序曲部分。此时展开的许多人际交往和思想交锋,将引出陈永贵今后人生走向的种种变奏或共鸣。
“阶下囚”面见农民副总理
和陈永贵第二次喝酒,已经是十年以后的事了。“文革”中,陈永贵被造反派拥戴成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和孙谦则都被打倒了,那个剧本也成了我们罪行的一部分。“文革”后期,北影提出要拍摄我俩写的那部电影剧本,当时“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已遍及全国,陈永贵又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不管省委领导持什么观点,都不便公开拒绝,于是,我俩被调回省城太原,开始修改剧本。为了这个剧本,我俩竟然列席了两次省委常委会参加讨论。最后,剧本交给了北影,不久听说开拍了,我俩才算松了一口气。
1975年秋天,有天傍晚,山西省委办公厅郭栋材同志来找我和孙谦,说省委书记王谦要我俩第二天早上8时以前一定要赶到大寨,而此前江青已经到达大寨。于是,我和孙谦匆匆吃完晚饭就出发了。
过了几天,从北京又来了一些文艺工作者。我们认识的有北影导演成荫、崔嵬,还有演员谢芳。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江青的指令下来了。她把我俩和崔嵬,还有《山花》的主要演员谢芳叫到一个桌子上,开宗明义说要我们拍一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
崔嵬忙告诉她说,《山花》已经快拍完了。江青说:“我看过一些样片,不成!要重改剧本,重拍。”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这次把我们召到大寨,是为了电影剧本《山花》的事。当晚我俩回到招待所,都有点怄心丧气。
于是,我和孙谦俩人商量了半夜,觉得只有找陈永贵想办法。他是副总理,又是政治局委员,只要他说这部片子还可以,不要再重拍了,我们才有可能躲过这一厄运。早饭后我俩就贸然去找他。陈永贵听后,说:“写电影是你们文艺人的营生,我可不插手管这事。”说着说着,他突然说:“咱们这么干坐着说话多没意思,喝酒吧!”他边说边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茅台酒和三个酒杯。喝酒时我们又趁机再提那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剧本,还是希望他和江青说一下,不要重拍了。陈永贵皱了皱眉头说:“这话我不好说,也不便说,老实讲,就是我说了,也不抵事。”
从人生的辉煌顶点跌落下来
和陈永贵的第三次喝酒是在1982年的秋天。当时我和孙谦住在北影招待所,修改我俩合写的一部电影剧本。那时候,陈永贵已经被免去副总理职位,从他人生的辉煌顶点跌落下来。他被分配到北京东郊一个农场里当顾问,家住在北京城里。我们猜想他的心情一定不好,在这种情况下,理应去看望他。经过多方打听,才算找到了他家的电话号码。
陈永贵一听说我俩要去看他,表示十分欢迎。在喝酒闲聊中,看来陈永贵对从副总理职务上下来,并没有什么不满情绪。他唯一不满意的是,让他去京郊农场当顾问,而不让他回大寨。那天,我们三个人边喝边说,差点儿把两瓶酒喝光。
选自《新周报》2009.3.3